在异国拿下奥运银牌的海外兵团 37岁她已离家18年

yuri300 · 2020-11-6 10: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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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莹在奥运会上击败福原爱

　　37岁的她，身穿德国队队服，有着一张亚洲面孔，削球打法。

　　她出生于沈阳。

　　19岁时，为了延续乒乓球事业，只身前往异国他乡。

　　33岁时，她实现了职业生涯的终极目标，参加了里约奥运会，拿到了一枚银牌。

　　10月下旬，她跨越几千公里，前往威海参加女乒世界杯。

　　当她踏上家乡土地的那一刻，多种情绪从她内心生出。

　　她叫韩莹——现女单世界排名第25位。

　　对于一名37岁的海外兵团来说，她觉得自己的乒乓球故事，还远未结束。

　　更换国籍

　　拿到德国国籍的那一刻，韩莹的心情并没有想象中复杂；倒是中国护照被收走后，她的心里开始怅然若失。

　　从2001年初到德国，到2011年改换国籍，十一年的时间里，她早已适应了在异国他乡的漂泊。

　　她与同为乒乓球运动员的丈夫雷洋在这个国家相识相知，结为连理，并在杜塞尔多夫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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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莹一家

　　8岁的女儿也已经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她始终认为，自己从样貌到内在都不属于德国人。

　　更换国籍，只是为了乒乓球事业。

　　“我们的内心还是一颗中国心。”

　　1983年，韩莹出生在辽宁沈阳。父亲是乒乓球爱好者，他的几个乒乓球好友，都打出了名堂，只有他自己无缘专业圈。

　　父亲将希望寄托在独生女身上。

　　韩莹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乒乓球，到区体校训练。

　　那时，她个子偏矮，还没球台高，站在垫子上接教练喂过来的球。

　　爸爸听说沈阳市体校需要削球选手，于是给女儿改换了打法，还是为了圆自己青春时的梦。

　　韩莹替他圆梦了，后来进入了辽宁队，成为了专业选手。但想要打进国家队的目标，却遥不可及。

　　包括韩莹在内的84/85那批乒乓人都时运不济，苦苦在夹缝中前行。

　　“前面有张怡宁那批、后面还有郭跃李晓霞这批，根本很难打出来。”

　　她们这批人中最冒尖的要数范瑛，最终也没成为国乒主力，就更别说削球实力并不在顶尖行列的韩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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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到2001年这两年，韩莹也有去国家队二队集训的机会。

　　当时，二队打循环赛，40个人，她能打到前20名。这对削球选手的她已是不易，排在她之前的削球选手基本上只有范瑛一人。

　　所以，韩莹的表现，并没有引起国乒教练组的注意。“在国内，削球选手一般只是陪练。”

　　几次集训的过程中，她都有孤独感。偶尔赢了二队中的希望之星，她能体会到对方教练眼神中的不可思议。

　　“你怎么会输给一个削球打法的人。”

　　更多的感受还是无助，因为是集训选手身份，没有主管教练，只能在训练中自己埋头苦练。

　　她羡慕身边的选手有教练指出不足、帮助解惑，也希望偶尔自己能享受这种待遇。

　　她记得第4次集训时终于等到了教练的指导。那时，前世界冠军、执教男队的吕林，抽出时间教了她一些技术，让她受用至今。

　　但因为太珍惜这种机会、太想证明这次受教后的效果，她在训练中不慎崴了脚。

　　19岁的时候，韩莹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分岔路口。

　　留在国内，她似乎已无路可走，一辈子都无法以正式队员的身份进入国家队。

　　另一条路，是她教练指点的，有一个机会去德国打联赛，对她已到上限的职业生涯来说，也算是另一种出路。

　　“我不愿意放弃乒乓球。如果继续留在省队，或者去读大学，以后也能有好的工作。但那时我不想就这样放弃了，觉得很可惜，想出国看看。”

　　在妈妈的鼓励下，她选择了后者，甚至还放弃了当时去日本边读书边打球的机会。

　　2002年，她出发前往德国，第一站是小镇布森巴赫。

　　韩莹回忆，那个小镇人口只有5000，连搜索引擎都找不到这个地图上的点。

　　到达的第一天，俱乐部的老板和其妻子去接她。当时已是深夜，暮色四沉的周围，她只能看到零星的灯光，影影绰绰地闪烁着。

　　第二天醒后，她走出门一看，惊愕了：房东家的院子里养着鸡、鸭，她心想，“我怎么到农村来了。”

　　前三个月的每一天，她出门都带着德语字典，但她发现自己基本不用张嘴，她能读懂对方热情的眼神，却苦于实在无法交流。

　　“我还专门请了私教，学了英语，但发现完全不够用。”

　　圣诞节那段时间，国外放假，韩莹有了打退堂鼓的打算，她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直接回国。

　　看到母亲后，她甚感委屈，对母亲哭着说：“我宁愿去深圳做陪练，也不想再去了。”

　　那一晚，她和母亲聊到了凌晨三点半，母亲希望她能再坚持半年，若还是不想待在德国，至少把行李全都带回来。

　　她咬牙再次前往德国。这一次因为在训练、比赛之余去语言学校，她的生活充实了许多。

　　半年之后，“非典”影响了她的回国之旅，她在德国又待了一段时间。她记得那时老板常担心一件事情，“他害怕我回国后就不回来了。”

　　韩莹最终没有让老板失望。她用了2到3年的时间，在俱乐部里从5号选手晋升到4号选手，直到2007年，她成为了俱乐部的头号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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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几年中，她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雷洋。

　　雷洋比韩莹年长6岁，曾效力于北京队，还曾师从功勋教练李隼，他比韩莹早些开始闯荡德国乒坛。

　　他们是同一个俱乐部的队友，雷洋担任队员兼教练，很多时候会教韩莹打球。

　　因为雷洋的相助，韩莹对乒乓球的理解有了一定的突破，球技也相应有所进步，两个人在一起产生了化学反应。

　　“我们互相之间都理解彼此，知道乒乓球对彼此的重要性。”认识2年后，他们在德国当地的中国大使馆领取了结婚证。

　　

yuri300 · 2020-11-6 10:10:17

这一年，韩莹才23岁。

　　拿到德国籍需要一定的门槛，韩莹说主要有2点，其一是需要交够一定年数的税；其二是需要语言过关。

　　雷洋在韩莹之前就拿到了德国籍，也是与工作相关。因为德国联赛对俱乐部的外援人数有限制，拿到德国国籍后，雷洋就不用占外援的名额。

　　对他而言，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俱乐部会向他抛出橄榄枝。

　　“毕竟我们要靠乒乓球吃饭，我们得生活，我们也希望自己能生活得越来越好。”

　　但韩莹透露，丈夫现在后悔自己更改国籍，“因为我们父母年纪大了，孩子也长大了。如果没有更换国籍，回国就能方便一点。”

　　一战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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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韩莹开始以德国选手的身份参加世界巡回赛。在那一年，她自费参加了德国公开赛与英国公开赛，都没能打进正赛。

　　2012年，她在德国排名赛16强比赛中拿到了冠军，得到了德国乒协给予的一个奖励——在世界巡回赛中选择一站比赛参赛，她选择了卡塔尔。

　　那次比赛的资格赛，她抽到了“死亡之组”。同组的对手有韩国选手徐孝元、波兰独臂少女帕斯卡。

　　没想到，韩莹在小组赛中取得全胜，职业生涯第一次晋级正赛。

　　正赛，她也是一路高歌猛进，先是淘汰新加坡选手、世界冠军冯天薇，第二轮又将另一位韩国选手梁夏银斩落马下。

　　第三轮对阵陈梦，她曾以3比2领先，在决胜局中也曾以7比3领先。

　　她饶有兴致地回想起这场比赛，“我当时没有教练，如果有教练，也许就能赢了。”

　　打完这次比赛，她的世界排名从第120多位蹿升至第42位。因为那一次比赛，她让世界乒坛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这次卡塔尔之行还有一个不虞之喜。她在行程中，发现自己有怀孕的迹象。但在外比赛，她没有立即去医院，只是先把一些信息说给母亲听。

　　恰好那场比赛央视直播，母亲看到比赛中的韩莹打丢一球后，懊恼地直拍大腿便急了。

　　母亲在电视机前叫喊着：“别拍了，别把孩子拍掉了。”

　　母亲的紧张也与韩莹当时的年纪有关，她已经29岁了，到了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尾声。

　　回到德国，韩莹马上去医院做检查，她的猜测没错，当时自己已经怀孕3到4周的时间。

　　职业生涯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了。

　　她改换国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站在国际赛场上。在30岁之前，她用一场奖励得来的比赛，证明了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

　　然而，成为母亲也是她的另一个心愿，在和丈夫决定要孩子2年后，她才与这次缘分邂逅。

　　看到韩莹的表现，德国女乒主教练施婕曾邀请她加入队伍，但后来知道她怀孕的消息后觉得有点可惜。

　　韩莹想法坚定，认为生孩子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我还是很想要孩子。生完孩子，我不知道自己能恢复到什么状态，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

　　国外的女队员怀孕打球的不在少数，韩莹就见过其他女选手怀孕3、4个月还坚持在赛场上。

　　但她认为自己不能这么做，因为她是削球打法，需要更大的跑动范围，这对胎儿不是一件好事，“我不想后悔，我想把孩子健康地生出来。”

　　她把球拍放到了仓库，一心待产。

　　怀孕的时候，一家波兰的俱乐部找到了她，希望与她合作。

　　她回复道：“你们要是信任我，就签下我。”合约达成。

　　生产45天后，她就重新拿起球拍，“我10月份生完，第二年1月份就要参加比赛，所以我11月底肯定就要开始训练了。”

　　对刚做完月子的女性来说，恢复训练是煎熬的。丈夫陪她练球，打了几拍后，发现韩莹不见了。

　　原来，她削完一个球后没站稳，一下子坐在地上。乒乓球运动员，腰腹能力至关重要。韩莹刚开始做平板支撑只能坚持15秒。

　　雷洋笑她：“你在开玩笑吧？”她看了看丈夫，眼神无奈：“我没开玩笑，我现在就这么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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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出后的首场比赛，俱乐部老板犹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将韩莹放在第几号。

　　韩莹建议，“你把我放在第3号，我可以确定能帮你拿到1分。”但显然，老板对她的期待不只是如此，他最终还是将韩莹放在1号位置。

　　韩莹打电话，诧异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公，“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位置。”

　　结果，她没有让老板失望，以3比0赢得成为母亲后的首秀。

　　妻子刚怀孕那段时间，雷洋压力不小，朋友们半开玩笑地“责怪”他：“都是你，在‘不对的时候’让韩莹怀孕。她刚在国际赛场上有点苗头。”

　　那一年的时间里，他的心里一直藏着隐忧，他担心韩莹的职业生涯会因此留下遗憾。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他没有和妻子商量，直接去问了德国国家队教练。得到的回答让他开心了很长时间，他把好消息告诉韩莹。

　　为了能让韩莹在德国队的训练没有后顾之忧，他索性举家跨越300多公里，搬到了杜塞尔多夫。

　　2013年7月，韩莹正式踏进了德国队的大门。

　　这时候的她30岁，已经离开中国11年。

　　终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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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里约奥运会

　　进入德国队后，韩莹的职业生涯还是较为顺遂。她很快坐稳了德国女乒第一号选手的位置。

　　2014年韩国公开赛，韩莹拿到了职业生涯第一个巡回赛冠军，世界排名进入了前20，为参加里约奥运会铺好了路。

　　但国际乒联的改革也让她也遇到了难题。

　　首先，球的改变让削球选手的处境更不利。

　　“我改变不了球，我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态。”她渐渐能够接受境遇的不同，原本能轻松战胜世界排名不如自己的选手，到后来她的速胜变为险胜，甚至也会遭遇失利。

　　她开始安慰自己，“我就熬吧，熬到世界上其他削球选手都退役了，只剩下我一名削球选手，也是一种胜利。”

　　她在33岁的年龄飞往南半球，开启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奥运会之旅。

　　韩莹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要是我没有去德国，我觉得自己参加奥运会的几率比中彩票还低。”

　　她的母亲也这么认为，“女儿，你已经够幸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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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家中的抽屉里，那枚里约奥运会的银牌至今仍骄傲地躺在那里。韩莹每年会拿出来1到2次，这是她迄今为止，也可能是整个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枚奖牌。

　　在打完里约奥运会后的1年多时间里，她仍不敢回看那场女团半决赛。

　　只是，那个临时搭建的场馆，低矮的看台，场地的背景颜色，还是会时常跑进她的梦里。

　　她记得，与日本队对决的决胜盘，她的对手是福原爱。

　　作为第一单打的她，在第一盘中输球了，但队友争气，在不利的局面下硬是将比赛拖入决胜盘。

　　在决胜盘前的热身时，她所在的位置看不到比分，裁判对她说“德国队赢了”。她不敢相信，又确认了一次。

　　队友看她手冰凉，对她说，你别紧张，福原爱的压力比你更大。

　　一场五局大战开始上演了。

　　韩莹的“老毛病”又犯了——在领先时开始打得保守。她能听见坐在不远处老公的喊声，因为心情急切，他的语气像是提醒，更像是“谩骂”。

　　“韩莹，你别想了，你胡打过去也行。”

　　第5局，韩莹从比分领先到落后，7比9时，她走到赛场一隅去捡球。

　　几秒的时间，在她的内心世界里被无限拉长，她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韩莹，你这场球要是拿不下来，等待你的可能就是两种结果，一种是你结束自己职业生涯，另一种是结束生命。

　　她在事后几次为这种想法后怕，和心理医生袒露心声时，当时的果决连自己都被震慑住，而让心理医生惊讶的是——“你能够在几秒里想这么多？”

　　放手一搏！她反而打得更坚定，局面也开始因她内心的变化而改变。

　　韩莹以10比9拿到赛点，最后一个球，福原爱进攻，韩莹心想，“不管怎么样，我都要顶到台上。”

　　在几板球后，韩莹的回球擦到了边，球往场边飞去，韩莹打出了幸运球，比赛随之结束。德国队进入了女团决赛，银牌确保到手了。

　　她的队友激动地哭了，韩莹也十分亢奋，直接扔掉了球拍。

　　当时还有一个插曲，最后一球之后日本队教练曾提出抗议，认为韩莹最后一球擦到的是球台下边，裁判则坚持原先的判定。

　　如今，距离那一场比赛已经过去了4年，回忆起来，韩莹仍感到历历在目。

　　她笑言：“我扔了球拍后，都不知道谁帮我捡回来的。如果没捡回来，裁判改判，我都不知道怎么打下去。”

　　这场比赛后，韩莹几乎有三天晚上没有睡踏实，“觉得太不真实了，我拿到奥运会奖牌了。”

　　在决赛中，由韩莹领衔的德国队以0比3负于中国队。“决赛本来就不好打，再加上赢了半决赛，我们满足感太高了，觉得能赢一局就已经是完成任务了。”

　　在自己本以为的终极之战中，她拿到了银牌，成为帮助德国女乒改写历史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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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莹与郎朗合影

　　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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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约奥运会后，韩莹的竞技状态不可避免地呈现下滑势头。削球本就耗体力，如今，37岁的她更是在每一场比赛中都步履维艰。

　　她没有想过要坚持到东京奥运会，身边的朋友拿她和倪夏莲作比较。

　　她不敢与前辈比肩，对丈夫开玩笑说：“我50岁时还是那么跑的话，我大概后半生要在轮椅上度过。”

　　但看到比自己年长的侯英超还坚持在赛场上，她就不想轻易言退。

　　威海这次举办女乒世界杯，韩莹以替补选手的身份拿到参赛资格。路途遥远，加上防疫需要的隔离，她的这次威海之旅自然不会轻松。

　　另一方面，离家时间太久，她担心自己亦会思念家人。但对乒乓的爱，让她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韩莹买了东航的票，10月20日下午从法兰克福直飞上海。

　　到上海隔离4天后，她又坐了13个小时的长途车赶往威海，继续隔离。

　　累吗？当然累。但看到这次比赛工作人员的辛苦，她什么累都说不出来。

　　“我只是有一点点辛苦，而更辛苦的，是从上海送我去威海的司机。看到他，我就不会觉得自己辛苦了。”

　　根据规定，来华参赛的选手，乘坐同一个航班的选手乘坐同一辆大巴，从上海前往威海。

　　“因为我没有和其他选手坐同一个航班，所以我一个人坐商务车去威海。”

　　车开到山东后，车内气温上升到20多度，因为不能开空调，坐在车里的韩莹开始觉得有些闷热。更何况全程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护镜与口罩的司机。

　　“整个旅程中间就停了三次，加起来十几分钟，给司机调整的时间也就3到5分钟。我从没听到他们有什么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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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述这段旅途时，韩莹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第一次哽咽起来。

　　“送我到达威海后，司机对我说‘辛苦了’，我对他们说，‘你们比我辛苦多了’。那个时候，我心里酸酸的。13个小时，他们都没怎么吃过东西。”

　　带着对工作人员的这份敬意，韩莹开始进入这次比赛的备战期。她的情绪有些起伏，有感叹疫情开始后第一次参赛的不易，更有回到故乡的激动。

　　“能够站在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哪怕只打一场比赛，我也会觉得是一种荣誉。”

　　（董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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