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明”的自信：只要你想得出，我就做得到
近十年在乒乓器材圈里如雷贯耳的“冯先生”，也有人称“老冯”，指的是冯成的次子冯永逸。他的块头比父亲大一号，年龄比冯成记球拍厂小一岁，1973年读完书就开始在工厂里干活，因为上小学时先读了3年中文学校又转到英文学校，冯先生聊天时偶尔会带出一两句英文单词，很像时下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的年轻人。
事实上，能听到冯先生蹦英语单词的人并不多，他平时行事低调深藏不露，人跟厂一样神秘。在中山设厂二十多年，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内地，他的普通话依然说得不好，他也很少与人深谈深交，主要原因还是为人处事的谨慎，以及代工厂的职业特性所致。为几乎所有的世界知名品牌加工中高档成品拍，除了生产能力和工艺质量这两个硬指标，规范管理、规矩做事、恪守职业道德也是必须具备的。
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工厂陆续搬到内地，“冯成记”差不多是最后一家迁过来的。“当时香港有8个生产乒乓球拍的厂家，以前最多的时候有11家。如果大陆没有改革开放，香港还是乒乓球拍的王国。”坐在中山工厂中只有十几个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冯先生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回忆。“其实不搬到这边来，我的订单当时也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做很多品牌的中档球拍，别人造不了。但是那时候把工厂搬到内地是一个潮流，有些客户，特别是欧美的，一听说你是在香港做，不看价钱就想当然认为贵。他们总以为在香港那个小地方生产成本高，所以产品一定没有在大陆做便宜。所以我也跟着潮流搬过来了。”
本来事业如日中天的香港“冯成记”，在中山变成“成明”的头三年，经历了二次创业的种种艰难。“实际上当年香港工人的工资也不是贵得离谱，大概是4000块左右，大陆虽然只用600块，但是香港的生产效率高，一个人可以做这边四个人的活。我们把香港那套管理办法搬过来，把计时工资改成计件工资，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搞好。当年也做低端底板，如果没有数量是根本没法跟别的厂家斗价钱的，既要产量还要质量，把这两样平衡起来，很辛苦的。”
对冯先生来说，更大的麻烦还是更换产地之后的原料浪费。“头两年损失了多少钱根本不知道，起码每年亏100万。我们在香港的生产方法，搬到中山根本不行，产品不高不低的。后来卖我橡胶的日本人很奇怪，说这么浪费是不是你的问题啊，他过来帮我，才发现是气候问题，中山夏天的时候太潮了。他做了我的顾问之后，进行了很多工艺改良，才省了很多钱。”
但中山前期的巨大浪费也成就了冯氏制造胶皮的“独家秘笈”。“大家都知道气候对木材的影响很大，其实对胶皮的影响更厉害。如果忽视气候的因素，一个配方在一年里能造出几种不一样效果的胶皮。现在德国的胶皮很厉害，一年差不多要卖40万片高档胶皮去日本，哪有时间做中档呢。日本的又太贵，所以中档胶皮的生意现在就全跑到我这里来了，我是唯一一家能造日本样式而且很有质量的厂家。”说到这里，冯先生忍不住“高调”了一下，“能在中山这种鬼天气里做好胶皮，在全球哪里造都没问题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成品拍加工厂，成明在上世纪90年代初遇到了底板革新带来的挑战，“底板便宜、成品拍高档”的器材消费传统，在世界名牌以高档底板的姿态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开始转变。这时候，一位德国人悄悄地来到了中国，一直在中山成明埋头钻研。“工程师迈克到我的工厂里打工，他帮我们改良之后，我们才开始做高档底板。现在中山这个厂里有500名工人，高档底板一个月要生产33000到35000多支。”就像中国乒乓球运动的长盛不衰，一家企业几十年在乒乓球板代工业始终做世界老大，一定是在各个方面都按最高标准要求和执行的，而整天绞尽脑汁的冯先生说自己并不觉得累。“要发展嘛，就得天天面对挑战，要找新的东西，人没有挑战会死的。做生意，你做的最好，又便宜，才有生存空间。这十几年，中国的乒乓球太厉害了，对这项运动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对乒乓球器材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去弥补。只要你想得出来，我就造得了。同时还要保护你，我们客户的产品在没有上市场货架之前，是没有人看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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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说英雄不问出处
也可以说都是木头
只要是玩拍子就肯定买过，当然牌子是：Stiga，Donic，Butter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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