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有一次听取下属部门汇报工作，身为体育战线全国政协委员的张燮林也在场。工作议程结束后，大家正要散场，朱镕基突然叫住张燮林：“听说你们乒乓球队以前总是让来让去的，是不是有这回事？”
贵为国务院总理，都对乒乓球队的“让球”传闻颇感兴趣，这一话题近些年来被长久地提及并引起广泛争论，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
对于朱镕基的问题，张燮林当时没有正面回答：“平时我与庄则栋打，差不多是四六开，他占一点优势。”
他的回答，也可以看作委婉地承认了一次很经典的“让球”传闻。那是1961年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进入男单半决赛的全部是中国选手——来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以及来自北京的庄则栋。进行半决赛的前一天夜里，贺龙元帅在北京华侨饭店召集相关人员开了一个会，要确定世乒赛的冠军归属。作家叶永烈对此的慨叹是：处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连冠军也要按照计划“生产”。
一位上海乒乓球界的教练参与了那次会议，据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贺龙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这一次男单，谁来当冠军？”事实上，他也并没有真正要征求意见的打算，他希望三位上海选手委屈一下，让庄则栋拿冠军，因为他代表首都，而且年轻。
决赛的结果，李富荣让给了庄则栋，而庄则栋的获奖感言也耐人寻味：“我是代表集体领奖的。”
接下来的两届世乒赛，非常巧合，又是李富荣与庄则栋争冠军，结果还是按领导意图计划好的，为的是中国产生一个三连冠，并永久拥有男单圣·勃莱德杯的复制品。
据张燮林回忆，历史上中国人也有过另一类让球，比如第34届世乒赛的时候，中央认为中国拿太多冠军也不好，规定最多只能得四项，结果中国就在第五项决赛时放了水。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没有人质疑这种“让球”的命令，即使是46年后的今天，当事人徐寅生、张燮林均表示，既然运动员完全是国家培养的，就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而作家叶永烈的态度也很鲜明：不管你找出什么理由，让球就是在造假，就是在亵渎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就是在违背基本的体育精神。
叶永烈平生著述颇丰，其中大多是与共和国政治、历史、重大事件相关的人与事。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这位作家的笔触竟两次伸向体育领域，而且都是乒乓球题材。其中一次是讲述庄则栋的曲折经历，另一次是关于何智丽“让球风波”的报道。这两次报道，尤其后者，在社会上曾经轰动一时，甚至延续至今。
“我对体育本身没兴趣，之所以写乒乓球，因为它曾是政治标兵，与政治关系密切；换作世界排名73位的中国足球，我是肯定不屑于关心的。”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叶永烈说他关心的其实是当代政治。
“在保证国家利益和荣誉的大前提下，我们不鼓励也不支持队员去‘让球’。”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乒乓球队领队黄飚这样对记者表述目前对于“让球”的官方立场。字面上，其表述是如此含混，好在事实为官方的态度做了更好的阐明——最近几年来，中国乒乓球队基本告别了“让球”这一“光荣传统”。
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单半决赛，实力占优的王励勤完败在队友王皓拍下，由后者在决赛中对阵韩国的柳承敏。关于这场球是“让球”的传闻和猜测，一时甚为喧嚣。多位了解内情的人士一致向笔者表示，那场半决赛绝无半点水分。我们只能叹息，以往中国乒乓球队“让球”的例证和非议过多，难免不令舆论过度敏感。
“我从事乒乓球这么多年，个人最困难的时期，就是‘让球风波’前后。”作为当时的中国女乒主教练，张燮林承受过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多年以后，他还是不原因具体谈论其中的是非曲直。不过对于“让球”现象，他倒是表明了如今的观点：“这种做法也有它不好的一面，比如对运动员的付出显得不够尊重，也容易打击她们的进取心。”
一个至今不为外界所熟知的内情是，喧嚣一时的“让球风波”并非何智丽以一己之力挑战威权、对抗沿袭多年的“光荣传统”，连她自己也承认，一直得到乒乓球队顾问、名宿孙梅英的支持。确切地说，这一风波也是乒乓球队教练层内部矛盾的体现。
中国乒乓球队的内部选拔通常比世界大赛更为激烈和残酷，尤其整体水平更高的女队，差不多谁出去都可能是拿奖牌。在被问及这样的内部环境是否会导致一些不正常现象时，汉城奥运会冠军陈静的回答颇为委婉：“现在比以前透明些了，现在不是已经有了直通萨格勒布的选拔赛吗？以前肯定没有。现在，教练顶多使用几个机动名额。”
如今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曾长期担任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军人物，一向“治军严厉”，也可以认为，外界对乒乓国手的压力经蔡振华的努力而得以强化。不过，在最初以球员身份进入中国乒乓球队的时候，蔡振华也有过几乎被这种压力击垮的经历。
入队不久，蔡振华面临着队内的大循环比赛。在这个项目上，中国人的队内比赛通常比世界锦标赛都要残酷和激烈。那时候天还有些凉，蔡振华竟故意睡觉不盖被子，他希望自己被冻感冒，以此避开队内的大循环比赛。
2006年和2007年，CCTV-5先后推出了两档大规模的系列赛事直播，分别叫《直通不莱梅》和《直通萨格勒布》，拿出几十个小时对中国乒乓球男女队的队内选拔赛进行直播，无形中，让原本激烈的队内竞争越发残酷起来。这一创意的始作俑者之一，恰恰是当年那个寻思着逃避内部循环赛的蔡振华。
似乎是一种内部传统，接受采访的时候，每一位中国乒乓球界的人士都不认为承受了比其他项目更多的压力。但那些大赛前甚至日常训练里高度紧绷的神经，还是泄露了一切。
张燮林担任女队主教练期间，有一次在体委领导出席的会议上做“战前动员”，他希望找到减轻队员压力的方式：“哪怕你们拿了第三名，也是应该受到表扬的，要是各行各业都能拿到世界第三，那我们国家……”
他的话被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打断了：“不能这么说，我们乒乓球队只能拿第一，否则就是失败，全国人民不答应。”
预想中的减压会又变成了施压，当时的张燮林略显尴尬。
4年多以前，一位心理学专家到厦门训练基地，参与了对中国乒乓球队的心理辅导，事后他私下对时为《中国体育报》乒乓球记者的郝清亮说：“这是一群心理极其脆弱的人。”
1988年汉城奥运会冠军陈静退役后攻读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她也多次应邀对国家乒乓球队的晚辈们上心理课，她对这一集体中的成员所承担的压力尤其感同身受：“（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普通人要大得多得多。”
在中国乒乓球界，现在人们可以谈庄则栋的功过，可以谈何智丽风波，可以谈“三英之死”，惟独对一个名字讳莫如深，那就是——韩玉珍。作为熟知内情的乒坛元老，徐寅生、张燮林都表示那是个人悲剧，“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1962年秋天，中国乒乓球队首次出访日本，并在名古屋站的比赛中战胜了世界冠军日本女队。年仅20岁的黑龙江女选手韩玉珍，当时已经入了党，而且是球队的主力。11月2日，东京站的比赛即将开始，与韩玉珍同屋的梁丽珍却慌张地跑到球队领导那里，说韩玉珍趴在地上，称有歹徒闯进屋子把她的手刺破了，歹徒还翻了两名运动员的箱子，弄破了她们的球拍，然后跳窗逃跑。
此事惊动了日本警事厅，但反复侦查的结论，都未发现任何做案迹象。后来还是韩玉珍自己交代了真相：她担心在这种重要的比赛输球，又担心队友上场取胜压过她，不仅弄伤了自己，还弄丢、弄破了队友王健、梁丽珍的球拍。 这一举动在当时被视为国际影响极其恶劣的丑闻，韩玉珍被提前送回国内，不久即接受了开除党籍、下放北京南苑农场的处罚。
后来韩玉珍曾重返国家队，但心理问题也随之出现反复，最终被送回了黑龙江。可惜她在“文革”期间又遭受严酷的迫害，多次自残、自杀未果，1978年，韩玉珍得以平反，不过仅仅一年之后，她就因肝坏死结束了38岁的生命。
韩玉珍的戏剧性遭遇，除了被圈内视为个人悲剧，亦被许多人看作是为这个无限荣光的集体抹了黑。但事实上，在一个荣耀与压力都被无限放大的集体里，韩玉珍所为虽显极端，却绝不应完全视为个人心理危机。据当年队友回忆，为了争得荣誉和胜利，韩玉珍是一个训练近乎疯狂的人，除了吃饭睡觉，终日在球馆里苦练。
中国乒协新闻委员会主任夏娃从事乒乓球报道已有21年，但她对韩玉珍的故事竟也不甚了了。不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同样表达了对乒乓球国手们心理问题的担忧。
今年2月，在“直通萨格勒布”内部选拔赛广东中山站的比赛中，名将王楠发挥欠佳，比赛结束后，记者夏娃看到王楠难受得哭了起来。王楠的哭泣不全是因为输球，而是在她几次打出臭球的时候，本能地想摔一下拍子，发泄一下，无奈这是队规中严格禁止的，何况还有“陈玘摔拍事件”在前。王楠无从发泄，也只能选择私下饮泣。
一边是无处不在的压力，来自上面的、外部的，来自队内残酷竞争的，另一方面，又要小心翼翼地生活在各种严苛队规编织的网内，这就是这些年轻人甚至孩子要面对的现实。与乒乓国手们关系至为密切的夏娃说，这些选手“绝对都不是常人”，“有时候我换位思考一下，假如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那么好。”而最令她忧虑的一点，就是乒乓国手们压力如此巨大，虽然其意志之坚强远胜常人，但缺乏起码的发泄、排遣渠道，终究是危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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