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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14年马文革终归国执教 忆天津经典翻身仗

广州逍遥 2009-9-6 00:55:00
清晨六点半,马文革醒了。

  其实,这几天马文革都睡得很晚,中国公开赛正在天津举行,当年国家队的小兄弟刘国梁、马琳都来了,他这个天津人作为东道主总得张罗张罗,所以训练结束后就到选手驻地或者比赛馆,看看大家需要自己做点什么。

生物钟在回国的一周之后就自动调到了六点半起床,因为七点钟他要开车送大儿子去上学,然后赶到天津乒乓球队,差不多八点,队员们该训练了。这几年天津变化很大,新架起了很多漂亮的桥,但私家车也越来越多,所以孩子上学的日子,马文革每天早上差不多要花一个小时在路上。

  过了十几年每天睡到自然醒的日子,马文革回国之后最不习惯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早起。不习惯的另一点,就是在乒乓球馆里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在场上打三、四个小时的球,他一点儿都不怵,可是站半个小时腿就酸了。天津乒乓球队现在是在河东体育场三楼租的一块场地里训练,因为电容量不够,四台柜式空调只能打开两个,这大热天,在馆里站一会儿就开始冒汗。

  当运动员那会儿,马文革就一直说自己将来肯定不当教练,两年前家乡人力邀他回国执教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念头还是不干。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似乎很遥远、本来很模糊的下半生规划,突然迫切真实地摆在这个年逾40岁的男人面前,球不能打一辈子,将来做什么?思前想后,盘算再三,马文革最终决定回来。

  舍不得,放不下

  黝黑、精瘦、结实。在国外漂泊了14年,已经41岁的马文革与当年离开的时候相比,模样和体型几乎一点没变。这些年他驰骋在欧洲最高水平的联赛场,他为所到的俱乐部创造历史,个人的单打胜率也一直稳居三甲,就连排在他前面的波尔现在也不敢说稳赢他。在高手如林的德国联赛上,他向人们诠释着中国常青树的意义。

  在德国的最后四年,是马文革出国十几年最自在的一段时光。2004年他从格伦藻转到了福利肯豪森,这个俱乐部从来没拿过冠军,老板想拿一个冠军都快想疯了,所以鼓动俱乐部的中国教练邱建新把胜率一直很高的马文革挖了过去。到那里的第一个赛季,马文革该赢的球都赢了,福利肯豪森俱乐部在德国联赛拿到了亚军。第二个赛季,马文革挂帅的福利肯豪森就把德国杯、德国联赛和欧洲杯的冠军都拿了。“2005年12月份我们拿了第一个冠军,是德国杯。老板高兴的啊,快70岁的人了,跳过那么高的挡板,往场地里冲。正好我们刚刚打开香槟,酒洒了一地,老头儿脚下一滑,就听‘嗵’地一声,人摔地上了,给我们吓的,幸好没摔坏。”第三个赛季,福利肯豪森又拿了冠军,到了2007年—2008年赛季,波尔所在的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把德国国家队的几名主力都招至麾下,马文革带着一帮没名的小孩儿跟他们打,自然不是对手,所以福利肯豪森最后拿了亚军,大家还是挺开心的。

  能赢球就有钱挣,一年十几万欧元的收入,至少还可以挣上三五年,算算帐,换了谁都会有点儿舍不得。更让马文革犹豫的是两个孩子。在福利肯豪森,马文革一家住在半山腰的一个别墅里,可以看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马文革喜欢那里的冬天,下雪以后,家门口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滑雪场,带着两个孩子滑雪,是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候。

  “我们在国外整整呆了14年,连两个孩子都对德国有感情了,总归是在那出生的嘛。小孩儿也有他们的圈子,有他们的朋友,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在一起,尤其是老大上学上到四年级,已经有了一群小伙伴。突然换了环境他肯定不适应。而且他们会的德语我也不想让他们扔了,多会一门语言总是好的。”

  别说太太孩子喜欢在德国生活,就连过去爱热闹的马文革也已经习惯了在德国简单宁静的生活状态。“在德国最后四年的生活确实比较舒服,什么都不用想,只要把我自己的事顾好就行了,训练也比较随便,不想练的时候打个电话就不去了,但比赛一定要准时到。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也没多高要求,不需要消耗多少体力,再加上在国内打的好基础,所以在德国打比赛胜率挺高的,临走的时候跟波尔的胜率差不多。”

  虽然现在状态不错,可以继续在甲级俱乐部打几年,像老瓦那样腆着肚子、十场球能赢三四场还打呢。马文革真想一直打下去,但谁也不可能打一辈子,打不了甲级俱乐部的时候呢?马文革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放下架子”去打乙级队,既然心里放不下乒乓球,也许最好的选择就是当教练,而当教练,自然是回中国才能体现出教练的价值来。这几年回国探亲时,看到当年国家队同批的队友张雷、于沈潼、王永刚、陈宏宇都在省市队干得挺欢,虽然嘴上叫苦连天,成绩的压力啊,管理的难度啊,但个个都干得有滋有味,马文革有点闲不住了。

  人活到四十岁的时候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生活中很难做到两全齐美,既然放不下最重要的事情,那就只能舍弃一些东西。

  14年前,夫妻二人远赴他乡。“那时候国内没有俱乐部联赛,孔令辉、刘国梁当时也起来了,出去就是为了挣钱。”14年后回国,豪泽和安则是夫妻俩十几年最大的收获。家庭让马文革感觉到温暖,也常常觉得内疚。妻子李璠十几年如一日,是贤妻也是良母,家里家外的事不用马文革操心。大儿子马豪泽今年11岁,在德国上了四年小学,回国却要从一年级开始学起,因为看不懂中文课本。马文革告诉他,同学都知道你从国外回来的,看不懂汉字,但是保不齐还羡慕你会说德语呢,所以豪泽虽然比同班的孩子大好几岁,个头高一大截,但并没有感觉自卑。只是初来乍到,环境陌生,变得有些内向。老二马安则今年7岁,对环境的变化比哥哥适应得快,见到谁都是一脸的天真活泼。“觉得挺欠孩子的,长这么大也没给过他们一个安定的环境,总在搬家,尤其是老大,在福利肯豪森四年已经有了自己的小朋友圈。”回国后夫妻俩本想让孩子自由发展兴趣爱好,不想老大还是喜欢上了打乒乓球,每天练四五个小时都不会喊累。“早点儿把他送回国练球就好了”,马文革后悔没让儿子早练几年乒乓球,现在他把儿子送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那里培养。

  马文革一家人拿的是中国护照和德国永久居留卡,每隔半年得到德国“报到”一次。算下来,8张中国到德国的往返机票也不是一个小数,度假也好,访友也好,让孩子们会会小伙伴,也能让他们的德语不至于退化。像很多中国家庭一样,他们为孩子想着一切。

  回国前,马文革在意大利打了一个赛季的比赛,在那段安静的“过渡期”里,他想了很多。

  回国后,他发现,现实的问题确实多,居家出行、孩子上学打球的费用马文革都得盘算一下,算算自己的工资和津贴收入,还不到在德国的十分之一,估计得过几年“吃老本”的日子了。

  但是马文革一点儿不后悔:“回国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心里踏实了。”

  直脾气,真汉子

  马文革是6月初回到天津的,一周之后就到天津队上岗了。出国的时间太长了,即使是在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馆里,很多乒乓球球迷一时都认不出身边这位黑黑瘦瘦的人是谁。看着马琳、王皓被球迷蜂拥着,马文革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有时候真想让人家认出来。”

  看似内敛的马文革,其实是一个很爱说爱闹爱玩的人。“小时候就比较爱玩,每次去体校训练,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扑蜻蜓!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跟张雷一个屋,我想睡马上就能睡着,不想睡的时候特别能熬,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一直聊到所有频道都花了,张雷打着哈欠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还拉着他,‘再聊会,再聊会。’过年过节开联欢会,我是一定要出头的,这么热闹的时候自己怎么能闲着呢。”爱出头的性格,决定了马文革一点儿都不怵决赛,而且特别喜欢打决赛的气氛,所以说起运动生涯的遗憾,并不是世界三大赛的单打冠军只拿过世界杯,而是三场没有过瘾的男团决赛。

  “对我来说最可惜的是1993年世乒赛,那是我状态最好的时候,男团决赛我赢了老瓦,如果有机会再上场,我肯定能再拿一分。”马文革还记得,王涛输给佩尔森之后的一瞬间,他在场边,眼圈一下子就红了。1997年曼彻斯特世乒赛男团决赛,是孔令辉、刘国梁和王涛上场打赢的,马文革说坐在决赛场边当看客的滋味真难受。

  “1995年在天津打翻身仗,半决赛对韩国我输了两分,蔡指导当时担心我打决赛没信心,还派人‘试探’我,说决赛你打三号怎么样,我正在房间里粘板,当时就回了一句:‘如果是三号就别让我打,让我上就打一、二号。’决赛我本来有希望拿两分的,和老瓦那场我一开始还赢着呢。那之前我肩伤治疗了一年多,3月份才到正定开始训练,当时教练组正在研究团体到底报谁,我到正定第二天就让我们打比赛,想看看我到底恢复了多少,结果我把王涛给赢了,名单就这么定下来了。在天津打比赛的时候觉得胳膊还是有反应,连续四五板之后就特别酸。如果不是肩伤耽搁了,中瑞决赛我很可能把老瓦赢下来。”

  所有熟悉中国乒乓球历史的人都知道1995年中国乒乓球在天津世乒赛经历的一切。在那场日后被我们奉为经典的男队翻身仗中,丁松的出奇制胜让人沸腾,王涛的挥拍倒地让人哽咽。但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作为一号主力的马文革,是把中国队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孤单英雄。在中国队0比1落后的情况下,第二个上场的马文革先失一局,第二局3:9落后,当时的主教练蔡振华脑子里曾经闪过一个念头:恐怕又要等两年了。“我记得这个时候自己脑子里也闪了一个念头:我不能就这么输给他(佩尔森)啊。”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救了马文革,也救了中国队。而在家乡父老面前登上冠军领奖台,跟队友们一起触摸着朝思暮想了六年的斯韦思林杯的时候,马文革虽然也高兴,但内心深处是没能拿两分的遗憾,这么多年,他一直耿耿于怀。

  马文革最大的遗憾是因为老瓦,同时他运动生涯中最酣畅淋漓的一场比赛也是跟老瓦。“有一次跟老瓦打世界杯决赛,我2比3败的。但那场球打得真是痛快,双方打得都非常好,我以前接他发球不好,那天接得挺好,双方打得都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打到第五局17、18平的时候还在对拉,跑动。打到最后,我已经不考虑输赢的问题了,而且还有一种表演的欲望。我打球是比较开放的,可能跟性格也有关系。我没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可能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我不属于那种特细腻的人,不像刘国梁,包括现在的马琳,每个球都算。我喜欢直来直去的,大刀阔斧的,而且我能豁出去。最差的结果也就是比赛输了挨一顿骂,比这再严重的也就没啥了。所以有时候我喜欢打决赛就是因为这些,比别人想得少,就想着在比赛里把自己水平发挥出来就行。而且到了决赛的时候大伙都在看一个台子,赢个球大家一齐‘哇’,感觉很好。”

  最近一段时间,马文革发现自己特别愿意跟老队友念叨以前的事,也容易动感情。这么多年,马文革从来没有因为输球哭过,但会因为团队的胜利而流泪,就像1991年巴塞罗那世界杯团体赛,“赢了之后,我使劲儿忍,眼泪还是流下来了”。还有蔡振华当主教练不久,差点把他罚回天津那次,“他找我谈心,说着说着我眼泪就下来了。”前一阵子到电视台做一个访谈节目,录节目期间放了一段外拍的片子,“我在屏幕上突然看到了我妈妈的画面,眼泪儿就下来了。做完节目我还跟李璠说呢,有点过啊?也没怎么着啊,眼泪就下来了。可能人老了吧?”

  马文革有年龄位置的概念,当他功成名就被人尊敬的时候,他以大哥的身份照顾队里的小兄弟们。比马文革整整小一轮的马琳就是那些小兄弟中的一员,马琳还记得马哥当时在队里的时候就很平易近人,后来马哥去了德国,自己每次出国比赛到他们家,马嫂都给他们做好吃的。

  但马文革没有成绩位置的概念,在备战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日子里,他本来是冲着参加奥运会回来的,最后心甘情愿做起了队友的陪练。在国家需要、团队需要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马琳说这是他们这群小兄弟仰视的境界。

  如今马文革回到了家乡当起了教练,面对已经成了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恩师蔡振华、已经成了国家男队主教练的小兄弟刘国梁、已经是奥运冠军的马琳,他依然用自己那套最简单的方式与他们相处。他坦言天津乒乓球后备力量与辽宁等地的差距,在队里除了李平和郝帅,他都能充当三号主力;他构想着苗子选拔的竞争机制,筹划着乒超联赛中天津本土俱乐部的诞生……他说当教练不管用什么方式去设计未来管理队伍,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必须对得起这些队员。

  什么事情一旦加上“必须”两个字,就意味着压力和责任。比如现在他必须早起送儿子上学,那是他做父亲的责任;比如他必须尽心尽力地带好运动员,那是他做教练的责任。

  “尽职尽责是应该的,还必须尽心尽力。”这是马文革的简单哲学。

(《乒乓世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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