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中国乒乓球队的新老陪练

      国家女队王璇架着摄像机走进副馆，东张西望：“11号台在哪儿？”

　　王璇的任务是，做“探子”，为主力队员打前站。前天下午，王璇录下日本组合满丽/梅村礼与克罗地亚选手的比赛。因为她们中的胜者，次日要对阵白杨/郭焱。

　　中国队此次来了四名“陪练”，是女队的常晨晨和王璇，男队的王建军和王振。正式比赛一开始，他们就兵分几路，将摄像机架到对手面前，录下比赛资料，提供给上场的队友作技战术分析。

　　他们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王振一人在副馆里一待就是近四个小时，一边在录柳承敏/金惠贤对阵爱沙尼亚选手瓦努拉/琳达梅的比赛，一边还要对相邻的一张桌子上爆冷击败帖雅娜/张钰的韩国选手尹在荣/金崇实瞄上两眼。虽然没有用上机器，王振用眼睛将对手的打法特点“录”了个大概，万一队友要和他们打遭遇战，他可以给他们提供建议。

　　陪练队员的世乒赛之旅，荣耀为其次，汗水洒在先。每天，他们的生活两点一线，除了看比赛、录比赛，就是帮忙看技术录像，陪主力热身、练习。

　　四个“陪练”中，长得像“洋娃娃”的王璇专门模仿日本的福原爱（图），王振是位削球手，王建军的打法则和韩国人柳承敏一样是直板快攻，他经常和王皓对练。



　　王璇，16岁，身材矮小，笑容满面。在赛前的热身赛上，小队员王璇吸引着无锡观众们的视线。她一会儿在这张球台上打混双，一会儿又到另一张球台配女双，到了晚上，她又单独和王楠对抗。一天下来，王璇共打了6场比赛！

　　“我是陪练嘛，当然要多出一点力。”小王璇一开口，就透着可爱。“我以前是黑龙江队的，和日本选手福原爱呆在一起很长时间，对她的技术风格很熟悉。所以这一次，我到国家队当陪练，就是希望让国家队的哥哥、姐姐们，能够适应一下福原爱的打法。”

　　在球队中，王璇经常蹦蹦跳跳，十分惹人喜爱。赛前不久，在乒乓女队结束集训之后，王璇还在壮行会上唱了一首《女人是老虎》，让在场的队友们乐不可支。

　　王璇的技术比较出众，但由于年龄比较小，因此力量方面有所欠缺。这一次到国家队，她能够在最后阶段成为“陪练”，这本身就证明了她的潜力。

　　问王璇，不能参加上海世乒赛，会不会感到遗憾。老实的王璇说：“当然遗憾了，但我知道，我现在实力还不够。虽然我模仿福原爱，但我想主要是吸收她的一些优点，以后还是要争取形成我自己的风格。”

　　像这样的无名英雄，中国乒乓球队里有很多。男队员刘志强，已在女队默默无闻，心甘情愿地做了七年的陪练。今年刚到女队担当陪练的吴刚，因为表现得倾心倾力，让女队员们感动不已，有什么奖都选他！

　　不止一位中国队教练和队员这样说过：“你们看到的，是中国乒乓球队台前收到鲜花和掌声的人，但中国乒乓的繁荣昌盛，幕后这些无名英雄有着很大的功劳。”

　　自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一举夺得男单冠军，近半个世纪来，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层出不穷。

　　在竞技体育这个特殊的舞台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在通往冠军的道路上，还有一批无名英雄，为中国乒乓球事业的辉煌，付出了汗水与青春。

　　时光变迁，青丝变白发。回味那段晃动着青春影子的岁月，当年的那些幕后英雄们，至今无怨无悔……

　　余长春 模仿木村惟妙惟肖



　　余长春在世乒赛双打比赛中，获得过不俗的战绩，但在高手云集的国家队中，他的真正身份却是“陪练”。众多陪练中，大家一致承认：余长春的个人技术与水平，相当突出。“当时，我主要是陪队中的四名主力队员当陪打。”说起那段日子，如今已在加拿大定居的余长春，仍然记忆犹新。

　　余长春于1959年入选国家队，职业生涯中一共参加了5届世乒赛，个人最好成绩是获得过男双及混双铜牌。1961年，为保证队伍中的主力选手，余长春忍痛放弃了自己擅长的快攻打法。他开始模仿日本选手木村。

　　“记得在第26届世乒赛时，我已经接到当陪练的任务，于是凡是有木村参加的每一场比赛，我都到场观看，过后再自己仔细揣摩、消化。”最后，余长春将木村模仿得惟妙惟肖，不仅打球风格和姿势像，就连平时走路，也都有了几分木村的影子，也难怪在国家队中，有人索性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木村”。

　　直到今天，余长春对当时自己牺牲个人为集体的做法毫无怨言，“也怪自己在第26届世乒赛上表现不好，在男子单打入16强时，我求胜心切，结果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反而输给了日本的村上辉夫。”单打成绩不理想，余长春索性就改变打法，陪主力选手练球，“让那些主力尽快提高水平，拿到世界冠军，也算是我为国家队做出了贡献。”

　　如今，知道薛伟初这个名字的人，恐怕已不多。而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也是赫赫有名的乒乓球国手之一！

　　1959年首届全运会上，上海乒乓球男队锋芒毕露，一举夺得了金牌。当时上海队成员有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杨瑞华以及薛伟初。第二年，这5位选手，一起到北京参加了国家队集训，备战1961年的北京世乒赛。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刚刚推出了全新的“弧圈打法”。当时，日本的这种“新武器”杀伤力极强，很多欧洲强队都束手无策，这给备战世乒赛的中国队造成了极大压力。“中国选手谁都没见过日本人的这种打法，而距离北京世乒赛，只剩下不到四个月，这让大家都非常着急。”如今已73岁的薛伟初，回忆起半世纪前的那一幕，依旧清晰如初。

　　薛伟初的哥哥薛绪初当时在香港任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他弄来了一些有关“弧圈上旋球”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就写信告诉了弟弟。于是一个念头在薛伟初脑中出现，他连夜打了一份报告，主动要求模仿日本选手的打法，给队友当陪练。薛伟初牺牲自我的精神，令当时的国家队领队矫孟山非常感动。

　　最后，薛伟初与国家队另一位队员胡炳权一起，成了国家队主力队员的陪练。在那一届世乒赛上，中国队一举包揽了男单前四名，也拿下了男团冠军。说起当初自己的决定，薛伟初觉得“顺理成章”：当时他对弧圈打法的资料掌握得最多，而且在国家队中像他这样打反胶的，本来就人数不多，“算来算去，就我和老胡是最合适的人选。”

　　杨瑞华 坐在场边当起指导

　　对国家队元老杨瑞华来说，1959年的第25届世乒赛，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一年，正值自己的运动生涯达到了最高峰，”他回忆说，“但我却没能好好把握机会，非常可惜。”在那一届世乒赛上，杨瑞华在男团比赛中表现出色，但由于此前中国队在对欧洲劲旅匈牙利的热身比赛中获得全胜，思想上有些轻敌，结果在世乒赛团体上遭受挫折，痛失夺冠机会。

　　在男单比赛中，美国怪拍手梅尔斯又“横空出世”，一路扮演着“黑马”的角色：在男单八分之一决赛中，梅尔斯意外击败徐寅生；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杨瑞华又倒在了梅尔斯手下。“从实力上来讲，我应该能够赢他，主要是对怪板，事先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杨瑞华说。

　　痛定思痛。比赛结束后，杨瑞华就找到了队友容国团，并将自己在比赛中的体会，全盘告诉了队友。后来，在容国团对阵梅尔斯时，杨瑞华索性坐在一边，当起了场外指导。最终，容国团登上了第25届世乒赛男单冠军！

　　从1956年至1963年，杨瑞华在国家队一共呆了7年，却从来没有拿过一次世界冠军。在后来的几届世乒赛上，杨瑞华服从大局，听从安排，在团体比赛中将参赛机会让给了更年轻的选手。对于像杨瑞华这样的默默奉献者，国家体育总局特别颁发了“世界冠军特等功”奖章。

　　“从未拿过世界冠军，说一点遗憾都没有，那是假话，”杨瑞华说，“但顾全大局最终换来的是中国乒乓球队集体的荣誉，我认为自己同样很光荣。”

　　中国乒乓球为何能够长久不衰、立于不败之地？在关注那些冠军和明星的同时，别忘了还有一批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舞台上的光环，或许照不到他们身上；光阴荏苒，他们的名字，被人渐渐淡忘。但中国乒乓球队斩获的一座座金光闪闪的奖杯里，同样记载下了他们的无悔青春。

陪练们其实都很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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