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小友

跳跳妖精 · 2011-11-16 16:33:00

今年春天，趁回故乡小住的时候，到离我们村十多里地的坊子去看望九十高龄的四舅。来到坊子，走在三马路这条老街上，两旁一些熟悉的旧门脸、老房子，勾起了我遗落在这里几十年的许多儿时记忆。特别是当年在这条街上交的一个小友，仿佛他又臂弯里擓个竹篮子，嘴里吹着一个玻璃玩意儿，“咕当咕当”地向我迎面走来。

当年的三马路，是坊子最繁华的一条街，规模很大的坊子集就在这里赶。别看那时这里驻着日本鬼子，可每到旧历年前后那些日子，整条街上还是市声喧嚷，一派热闹景象。我小时候常到坊子住姥娘家，小孩子家没事做，我喜欢到处瞎逛，尤其在年前后愿到离得不远的三马路去看热闹。那卖年画的，把大红大绿的杨家埠木版年画摆满地挂满墙，抱个大鱼的胖孩子在画上朝人直笑；卖春联的，大红洒金对子纸上写着“田增五谷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门”；那年货摊上，红红的蜡烛、白光光的烛台、金黄黄的香炉子、年五更祭天用的纸扎“猪羊”，还有腊月二十三“辞灶”让灶王爷吃了粘住牙以免他回天上述职时说坏话的“糖瓜”……一过了年，从大年初一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街上全变了样，那些供过年用的东西很少见了，代之而琳琅满街的是给孩子们吃的玩各种小玩意儿。有花炮滴嗒金，有泥人泥猴泥老虎，有木刀木枪金箍棒，有今天不见当年很多的“欢喜团”。欢喜团是用糖水把膨化了的大米粒粘成圆球，用线串起，五六个一串，垂挂在摊子挑起的竹竿上，有点像今天古装电视剧中军营寨门上挂起的那串红灯笼。不过欢喜团不都是红的，红黄蓝绿，一球一色，看一眼就叫小孩子们欢喜，不用说吃。

在众多玩意儿中，能发出响声的尤为孩子们所喜爱。风车格格格敲小鼓，竹哨吱吱吱像蝉鸣，小喇叭呜哩哇啦，拨郎鼓布隆噔布隆噔……有一种耍物今天己经绝迹，当年却满街都是，不知学名叫什么，胶东一带叫“布布登”，我们家乡叫“咕当”，显然都是根据它发出的声音命名的。这东西用玻璃吹成，细嘴儿，大肚儿，肚下面是平底，极薄。把嘴儿含在嘴里，一吹一吸，那玻璃膜底儿就一鼓一收，发出“咕当咕当”的响声，有着玻璃特有的清脆，极好听，所以人们很喜欢，不光小孩子，连街上走着的小伙子大闺女们，也往往一人嘴里噙着一个，一边走着，一边“咕当咕当”地吹着，别有一种趣味。

吹咕当, 得使对劲儿才成，使不对劲儿，就会“砰”地一声炸开来，玻璃屑紧贴你脸飞迸乱溅，那后果，起码是吓你一大跳。你想，玻璃本来易碎，何况这玩艺又这么薄。也许因为易碎又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玻璃工业更发达的今天，反而看不到这玩意儿了。

我七八岁时在坊子三马路这条老街上交的一个小友，就是个卖咕当的孩子。

我的小友和我差不多岁数，他长得不很俊，长方脸，宽额盖，眼不大，嘴不小，黑黑的，一皱两道浓眉，额头上就有几道皱纹，单看这部位，像个小老头似的。总而言之，他的样子有点像小兵张嘎。不过我当时可不知道他像嘎子，那时还没有嘎子呢。后来看了那电影，越琢磨越觉得我朋友像张嘎，或者说张嘎像我朋友。——他也姓张，叫张柱子。

怎么和柱子成为朋友的，俗话说“不打不成相识”，我们可没打，相识完全是因为咕当这玩意儿。

我小时候好玩，对小孩子耍物没有不感兴趣的，可父母没那份闲钱叫我买。不能买，我就看，人家玩，我在一旁欣赏，权当是自己玩，也很有意思。对咕当儿，我当然也很感兴趣了，人家吹，我就一边听那好听的声音，一边看那晶晶亮的玻璃膜一鼓一收的，像蝈蝈背上振动的翅儿，那奇妙劲儿，吹的人自己是看不到的，我却能看得清清楚楚。我爱看吹咕当，可不能老站在人家摊子前看，又不买，影响人家买卖，人家撵；也不能老跟着一边走一边吹的小伙子大闺女腚后看，怕人家说“这孩子有病”。终于，我发现了个好办法——跟着擓篮子转游着卖咕当的看。卖别的，靠吆喝；卖这东西，不用吆喝，只嘴里吹着一只, 咕当之声不绝，就能招揽买主了。在坊子三马路这条老街上，就有这样一个卖咕当的孩子，我发现他不讨厌我，就跟上了他，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孩子就是我的朋友张柱子。

光跟着他，是成不了朋友的，起码得有语言交流才成。

“你买吗？”他看我老跟着他，就问。

“不买”。

“买一个吧！一点不贵。我给你挑个好的”。

“不买，不贵也不买”。

这就是我们最初的语言交流。我几次表示不买，他有些失望，可似乎对我老跟着他并不怎么讨厌。别看他每天走在人烟闹市里，和各种人打交道，可分明是很孤独的，需要有个伴儿，老跟着他的我，正可以满足他心理上的这种需求。

“给你吹吹！”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在街边停下歇歇，他把篮子从臂弯里拿下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从里面拿出一个来，伸手递向我，说。

我以为他又要向我兜售，还是那句话：

“我不买！”

“你这人！又不是叫你买，给你吹一会儿！”

“我不会吹，怕吹破了……”

“不要紧，没有事，你看我！”

咕当底膜在他的吹动下，一起一伏“咕当咕当”地响起来，像蝈蝈的翅翼。看了他特为我作的示范，我也真想试一试了，可是我胆小，到了我嘴上，发不出声音来。

“你劲大点儿！”

我试探着加了点劲，还是不响。

“你劲再大点儿！”

“砰！”

那玻璃物在我脸前炸裂了，细碎的玻璃屑在我身前纷纷落地，我嘴里光含个嘴儿了。

我差不多要哭了，赶紧说：“我赔你！”

可我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

“谁要你赔！你再试试这个！”

他又拿出一个往我手里递，我急忙往后退，再不敢试这易碎品了。

“我今天没带钱，明天我一定赔你！”

我回到姥姥家, 个别和脾气极好轻易不“发落”人的四舅说了给人家吹破咕当的事，四舅问了价钱，给了我赔咕当满够的钱。第二天我到了三马路，找到柱子，把钱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要，反而又拿出一个咕当给我吹。我觉得反正有钱作底儿了，胆子大了许多，就想再试试，结果又让我吹破了。我把四舅给的钱全都塞到他手里，他又塞回来，我再塞回去，他再塞给我，就这样经过四五个来回后，我攥着钱，想了想，拔腿就向街对面一个摊子跑去，一会儿, 就拿着一大串“欢喜团”跑了回来，我俩你吃个红的，我吃个绿的，吃了起来。

起先，他说什么也不吃，可是他没吃过这天天看见十分馋人的东西，架不住馋虫的猛烈攻击，也架不住我的真心诚意，就你一个我一个地吃起来，一会功夫，就只剩下那条串米团的线了。他又把那线含在嘴里，捏着线的两头左右拉动了几下，然后扔掉，我俩抹抹嘴，互相朝着脸笑笑，心里别提多欢喜了。

至此，我俩就欢欢喜喜地成了好朋友，更是形影不离了。他除了吹咕当招揽生意外，还腾出嘴来跟我说了不少话。渐渐地，我不但知道了他的名字，还知道他家有娘，有奶奶，没有爹和爷爷了。爷爷是在他还不记事时死的，他不知道是病死的还是怎么死的；爹是叫日本鬼子打死的。为什么日本人要打死爹，他说不清，反正是日本人觉得爹活在世上他们就活得不自在，不如把爹打死好。于是就把爹拉到一个地方，连用枪托捣，连叫狼狗咬，死了。

这是去年的事。一天傍晚，街上开杂货铺的四大爷和几个人来他家，领着他和娘到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把血肉模糊的爹装进一个木板匣子里，抬到他家的祖坟地，人们硬把趴在棺材上哭的娘和他拉开，把爹埋在坟里了。

没了爹，他家在农村日子没法过了，娘就带着他和奶奶到坊子投靠做小生意的舅舅。舅舅给他们找了间闲房子，算是安了家。娘给人家洗洗浆浆，缝缝补补，奶奶老了，就在巷子口摆个小摊，卖葵花籽、花生米什么的。他小，没有劲干别的，舅舅就给他找了个破篮子，到街上去卖咕当。这东西轻，他擓得动，再说本钱小，趸得起。

日本人把爹打死，他恨恨的，每当看见鬼子，他的心就像被黄蜂蜇了一下子，所以他不爱见日本人。可是当时坊子街日本人特多，不想见也得见，他的心就像老有蜂子蜇一样。当时坊子不知驻着哪一级日本机关或司令部，看来级别不低，南门外有个大场子，日本兵常抬着重机枪、小钢炮，唱着日本歌行进到场子里进行操练。场子南边有座用白石头砌成的塔，老高老高的，听说里面搁满了日本人的骨灰盒，日本人管这塔叫“忠魂塔”，老百姓叫“鬼子塔”。

街上不光有日本兵，还常见日本娘们，领着日本孩子，脊梁上用个兜兜背个小日本孩子，脚上穿双木头呱嗒板儿，走起来呱嗒呱嗒地响。那些不背孩子的，也不叫脊梁闲着，背个小包包，又不装东西，不知为个啥。他们大人孩子地走在街上，有时还牵条洋狗，半大孩子把一块熟地瓜往空中一抛，狗跳起来用嘴接住，他们就一起大笑，叽哩咕噜说些日本话，听不懂，只能听懂“密西密西”。

不爱见日本人, 偏偏碰上日本人。就在我们成为好朋友的第三天，我俩沿着三马路由西向东走，“咕当”之声洒满一街。快走到安邱路的时候，见一家日本人迎面走来：一个日本娘们，背兜里装个日本小孩，领个半大日本孩子，还有一条耳朵朝天的日本狼狗，。一看见这些日本人，柱子赶忙停止咕当声，想躲开他们。可是来不及了，那半大日本孩子已经盯上篮子里的咕当了。他向柱子走来，指指篮子里的咕当，又指指自己的嘴，嘴里咿哩哇啦了半天。柱子本不想搭理他，可人家要买，又觉没有不卖的理由，最终还是拿出一个递过去。那日本孩子和我一样，不会吹，只听“砰”的一声，脸前边炸开一片碎玻璃。日本孩子到底是日本人，不到最后失败不肯罢手，一连吹破三个，第四个在他嘴边炸开时，一块玻璃屑嵌在了脸皮上。大概是有点疼，只见他用手在脸上一抹，玻璃碴儿被压进了肉里，他把手拿下一看，手掌上有血，“哇”的一声哭了。

他妈大吃一惊。一边掏出块雪白的小手帕给儿子擦脸上的血，一边瞪着柱子，嘴里怒声地哇啦哇啦个不停，那意思是全是柱子的错。哇啦了一会儿，拉着孩子就要走，柱子一个箭步挡住了去路，一把抓住那孩子，另一只手伸到那孩子脸前，大声说：

“留下钱再走！”

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日本中年男人，穿着军官服，显然是那日本孩子的父亲。那父亲一看儿子负了“伤”，又被死死地抓住不放，征服者大日本皇军的傲气顿时化作怒气，大吼一声：“巴格亚路！”飞起一脚，“噔”的一声，把篮子踢飞，“咣”的一声，篮子拍在街边的墙上，“哗啦啦”一阵响，一篮咕当变成了细碎的玻璃屑，飞溅在街面上。

柱子发了疯。像当今的足球运动员鱼跃冲顶破门一样，跳起身子，一头撞向那日本人的后腰。

“扑通！”

那日本军官正顺着篮子飞出的方向看他飞脚一踢的效果，毫无防备，冷不丁受这猛力一撞，身子失去重心，一头瓦在那儿，来了个狗啃屎。柱子乘那日本人还没反应过来，一溜烟

跑进了一条巷子，快得像箭。那日本人懵懵懂懂地爬起来，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死了死了”地大叫着，指挥着狼狗追，那狗追进了另一条胡同。

柱子跑进了哪条胡同，我看得明白。我朝那胡同，刚要拔腿跑去，就觉我的双脚突然离了地，像抓只小猫被抓着腰提了起来。

原来，四舅知道我在街上结识了个卖咕当的孩子，他认为那种孩子都是“野孩子”，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怕带着我闯祸，就到三马路来找我。他刚走到出事的地方，就听见“咣”的一声响，又见一个黑乎乎的孩子竟然有胆把一个日本军官一头撞倒，我又要跟那惹了祸的孩子跑，马上意识到了我的危险，就把我一把抓起来，像抓只小猫。

我差不多是脚不点地地回到了姥姥家。四舅把我放下，然后是好一顿“说”，从没见他这样声色俱厉过。我低头听着，眼泪止不住地扑簌簌流下来, 紧接着变成呜咽了。姥姥心慈，直埋怨四舅说我说得太狠了。其实，哪跟哪啊？我是在为柱子哭：他怎么样了啊？日本人没抓到他吗？他还能在街上吹着咕当卖咕当吗？我还能和他在一起吗？……

四舅训完了我，就和姥姥商量，觉着我留在这里，不定和些什么野孩子在一起，到处乱蹿，在这种年头，太危险，万一出事——这不就差一点嘛！不如在乡下安全。于是，在当天午饭后，四舅就把我送回了家，并且告诉我娘，以后尽量少叫我去坊子，娘很理解地答应着。

为了这理由，再加上随后我就上学了，果然就捞不着再去住姥娘家了。可我心里没一天不想着柱子。没过多久，趁一个星期天，我找了个结结实实的借口，娘准了我当天去当天回。我到了坊子，先没去姥娘家，径直到了三马路，从西头走到东头，又从东头走到西头，哪有柱子的影儿？要不是在大街上，我准哭出来。我没去过他家，我听他说过他家住在哪里，他家的屋什么样相，我就一路找了去。终于找到了一处很符合他家模样的房子，对，这一片再没有这样的房子，肯定是他家，——可那门上挂着把大铁锁！

最后，我来到姥姥家，办完了作为借口的那件事，然后以“随便问问”的口气问四舅柱子的事。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我赶紧转身从四舅身边走开，怕叫他看见在我眼里打转的泪水。

我这次去看望四舅，酒桌上和老人说起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事，在四舅老化了的记忆中，对那孩子的印象还是鲜亮亮的。

“不简单哪，那一头！当年全坊子街哪个不竖大拇指头！”

四舅抖动着手把酒盅慢慢靠近唇边，抿了一口，微微摇着头说。

我问他柱子以后的情况，他还是说“不知道”，不过这次他补充说：

“日本人找那孩子，挨家查了户口，一直折腾了半个月，也没抓到他。以后听说那孩子一溜烟跑回他老家，随后就有人把他娘和奶奶接走了，有人说是他全家被人接到了离坊子老远的西乡。再以后，就不知道了。——对了，以前咱坊子区有个姓张的区长，有人说就是当年在三马路上卖咕当的那个孩子, 你那个朋友”。

“那你当年怎么不依我跟他交朋友了？”

“哎，咱都是些寻常人啊！”

四舅又抿了一口酒，说。我抬头看看他那张经历了快一个世纪的脸，仿佛每道皱纹里都贮满了不胜今昔的感慨。

“嘿！那一头！嘿！……”

四舅酒也不喝了，一遍又一遍独言独语着，他已完全沉浸在当年他目睹的那桩老街旧事中了，我童年小友挺身一撞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他的脑海里……

北京怀旧诗人 · 2011-11-16 23:21:00

恩，写的还不错，还不错

此心彼心 · 2011-11-17 17:06:00

好久没有写作了，顶一下楼主

守护小地主 · 2011-11-17 12:01:00

拜读大作了，呵呵，我顶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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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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