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乒乓（转贴）

《体育画报》 瓜尔加

乒乓球是什么？

它是一项1988年才正式进入奥运会的体育比赛；它是一种以赛璐珞为原料、直径40毫米的运动器材；它是英国人无聊时搞出的休闲活动。

不过在当代中国，它被奉为“国球”；它是政治，它是历史，它是民族情感，它是国家利益。它是狂热，它是压抑，它是豪迈，它是哀伤，它可以是你想象得到或想象不到的一切。

大约在清朝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前后，上海四马路（今福建路）大新街一家文具店的店主王道平东渡日本，希望选购一些比较新颖的文具用品。日本人的一场乒乓球比赛吸引了王老板，于是，几只乒乓球及其他乒乓球器材被带回上海。这种小巧的赛璐珞为原料的小球，竟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无比神奇的旅程。

1961年4月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队夺得三项冠军，霸气初显。如果说两年前容国团首获世界冠军，是对中国乒乓大潮的预热，这一次在北京的大捷，彻底把一个东方大国对小小银球的巨大热情推向沸点。

“在北京，走到任何一个胡同里，都能看到有人在打乒乓球，有的是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球台’蹲着打，有的拿着木板球拍对着墙打。”当时的国手张燮林被这样的举国乒乓的场景感染着。

在北京大学的阶梯教室里，通常是几百名学生围着一台十多英寸的黑白电视，收看比赛转播。年轻的叶永烈也身在其中，“除了前排的少数人，我们在后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声音，被那种气氛感染，非常激动。”

在中南海，毛泽东也通过电视转播关注着比赛。

1961年，正是红色中国最困难的时期，经济的极度困顿难免让人心生迷茫，对于年轻国家共和国的领导人而言，太需要为民众找到一支强心剂了。世乒赛恰逢其时，于是成为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中国球员连战连捷，宣传机器也开足了马力，对辉煌的胜利大加渲染，民众随之受到极大的鼓舞。

“从容国团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到26届的辉煌，老百姓确实增强了信心和自豪感，人们觉得既然乒乓球能行，其他方面中国也一定能行。那时候不是总提‘超英赶美’嘛，乒乓球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张燮林回忆起那个激情澎湃的年月。

此前的差不多半个世纪，乒乓球在中国是属于极少数人的运动。仅仅是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和广东，才容易看到一些乒乓球桌以及周遭痴迷的参与者。在张燮林所在的嘉定小学，只有一张球台，胜者坐庄，打上一盘球都是很奢侈的事情，而且必须三年级以上才有资格参加。

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也留下过毛泽东等人打乒乓球的记录，但那也是艰苦条件下偶尔为之的健身，乒乓球并未获得什么特殊礼遇。

除了要感谢“我英雄的乒乓健儿”的激励，还要感谢缘分，接触到乒乓球的国人发现，这是一项如此适合自己的运动，场地和成本要求都极低。哪怕仅仅付出一只乒乓球的花消，低至几分钱，就可以部分地获得这项运动的快乐。张燮林少年时的球拍，就取自家里相框后面的“三合板”，并随便贴一块胶皮。身处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没有什么球类运动能把门槛降到如此之低，轻易满足了中国人的参与热情。

1961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游行仪式，当数以千计的表演者穿着统一的服装，列着整齐的方阵，人手一只乒乓球拍，集体做着各种击球姿势走过天安门城楼，无限的革命豪情再次占据了人民的内心。

无论乒乓球激发的民族亢奋是否带有虚妄的成分，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在那个生活极度艰苦的年代，它适时地给过一个大国及其黎民以精神上的支撑力。

陈伯达曾和作家叶永烈讲过一个小故事：19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要求陈伯达写一篇关于共产国际的文章，特意嘱咐要写成“张燮林式的”，而非“庄则栋式的”。平时不甚关心乒乓球的陈伯达听得一头雾水，回去赶紧补课，后来大体明白，是要求他别采用咄咄逼人的姿态。

第26届世乒赛的男子团体决赛是在中日之间进行的。据当时的男团主力庄则栋讲述，比赛开始前，他被一位老首长悄悄拉到一间屋子里。老首长把门反锁上，问庄则栋：“今天晚上的对手是谁？”

老首长的诡异言行让庄则栋有些发懵，他只能规规矩矩地回答：“日本队。”

这时，老首长做出一个更让人诧异的举动——他把裤子褪到大腿处，示意庄则栋看他臀部的伤疤：“这都是抗战时小日本给我留下的，”接着，他的语气像是在发出一道不容有失的死令，“小庄，你要给我报仇！”

这事出现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丝毫也不奇怪。体育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多么时髦的提法，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在多数人的理解里，体育不仅仅是体育——甚至根本就不是体育本身——而是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1964年，男队的徐寅生被请到女队去做报告，题目是“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翌年年初，这份讲话稿经体委主任贺龙写下批语后，来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阅后，要求广为印发和宣传，其批语是如此富有革命气魄：“……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辨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这一批示，竟然在当年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学习活动。当然，学习徐寅生的讲话也只是一个引子，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的、经久不退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浪潮。

在那个年代，能够与“伟大领袖”见上一面，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至高的荣耀，而中国乒乓球队的世界冠军们几乎是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常客。据徐寅生回忆，他曾先后四次接受毛泽东接见，至于时刻关心乒乓球的周恩来等领导人，则是每逢大赛出征前都要为球队壮行。

与政治走得太近，注定了乒乓球大悲大喜的命运。

时至今日，黄秀珍老人还居住在北京幸福大街的一栋红砖筒子楼里，楼道阴暗逼仄，仿佛历史的苍凉触手可及。1968年6月20日晚上，她当时的丈夫容国团正是从这里走出，就此诀别他所热爱的世界。

1966年，“文革”开始，体育系统自然也不能幸免。训练和比赛全部瘫痪，徐寅生回忆说，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令人目眩的红袖标。在中国乒乓球界，冠军球员、冠军教练们首当其冲地要接受“造反派”的揭批。

在中国第一代乒乓国手和教练中，傅其芳、容国团和姜永宁都来自当时乒乓球更为普及的香港，他们为“国球”的崛起做出了特殊贡献，而这段“海外经历”，可以作为宣扬爱国主义的素材，当然也可以作为批判修正主义的罪状。

1968年4月16日，被隔离审查、时常遭遇皮肉之苦的“特务”傅其芳以一根尼龙绳求得了解脱，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只是在“禁闭室”的桌子上写满了“黑暗黑暗黑暗黑暗……”

1968年春天，中央的《5·12通知》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来的体育路线，原本已处在“造反派”讨伐漩流中的乒乓球名将们，感受到了更大的屈辱和绝望。

傅其芳死后一个月，时任北京队主教练的姜永宁也不堪屈辱，以同样的方式宣告了对现实的绝望。

作为中国体育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无声地面对着不断的批斗、审查，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想些什么，即使是她的妻子。

容国团生性平和，他的“修正主义罪状”，无非是拿了世界冠军，平素喜欢喝喝茶，听听音乐。他也曾试图“认识”自己的罪错，领会革命形势，但巨大的屈辱感还是占据了他的内心。

那天深夜，黄秀珍参加完体委的批斗大会，发现丈夫还没有回家，她出去寻找，呼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第二天，有人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养鸭场的歪脖树上发现了容国团僵直的尸体，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我的名誉胜过生命”。或许是对他决绝选择的一个诠释。

至今让黄秀珍想起来仍觉难以接受的是，容国团走得实在太突然，此前毫无征兆。“文革”开始后，他所面对的也只是精神压力而非肉体折磨。6月20日那天晚上，他们还去附近的阿姨家看望了不满两岁的女儿，容国团表情平静，言语简单，一如平常。

直到1979年，容国团等三人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国家体委还在八宝山为其补开了追悼会。“但是，追悼会上的骨灰盒，我知道里面的空的，容国团的骨灰早就没了。”黄秀珍说，容国团离家出走后，她不仅再没见到丈夫，甚至连遗体和骨灰都没有机会接触。

容国团祖籍广东珠海，他诞辰50周年的时候，珠海曾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铜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铜像下的铭文居然未提容国团的死因。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是容国团在香港时的球友，他回忆说，1957年，他们俩商量着离开香港寻求发展，他还劝容国团回内地更有前途，没想到竟因此害了朋友。

“文革”中体育系统“造反派”的论断是这样的：越是成绩好，越是世界冠军，就越是修正主义，是“黑尖子”。不可避免地，曾集所有荣耀于一身的乒乓球队成为了重灾区。这就是当代中国的乒乓球，无论哪一种沉重与痴狂，它都做出了最经典的注释。

197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边境剑拔弩张，动乱中的中国外部环境也极其危险，处于各种“敌对势力”的封锁之下，属于典型的内忧外患。尽管树敌众多，但“美帝国主义”仍是中国人眼中的头号死敌。徐寅生回忆说，那个年代，运动员这个特殊群体交往起来少了许多禁忌，但是与美国运动员之间，确实没有过什么实际交流。

似乎是一种偶然之偶然，“敌人”与“朋友”瞬间完成了转换。

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已经因内乱连续缺席两届大赛的中国队，接到主办方的邀约。这个时期的中国政府，想表明一种对外部世界示好的姿态，但出席世乒赛又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涉。去与不去，成为国家领导人极其痛苦的抉择。中国体育的特殊功能和身份，在这一时期得以最充分地体现。

最后，毛泽东的“我队应去”的批示，算是一锤定音。

4月4日，美国乒乓球选手、19岁的大学生科恩练球结束，他长发及肩，穿着紫色的印花喇叭裤，是那个年代最典型的美国嬉皮士。他随意地登上一辆大巴，却发现车上的东方人都以怪异的眼神看着自己。蓦然间，他发现车上全是中国人，车上的25名中国乒乓球代表队成员也已认出这个特征明显的“USA”选手。大巴载着尴尬启动，科恩想努力驱散窘迫，窘迫却因他的自说自话而加剧。

这时，浓眉朗目的庄则栋从最后排站起来，他走到科恩跟前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很高兴。”实际上，当时车上的其他人不是高兴，而是正陷入惊愕中，庄则栋一向行事直率、不大考虑后果，人们不知道此举将对他意味着什么。

庄则栋还掏出一件带有黄山风景图案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美国人科恩。这在当时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段偶遇被日本媒体加以报道，竟引起了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注意。据庄则栋自己陈述，毛泽东看了报道后大喊了一声“庄爷爷”，表示嘉许。而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毛当时的评语是“这个庄则栋，不仅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当此之时，毛泽东正在为一件重大决策摇摆——是否允许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他与周恩来最初的态度都是否定的，直到4月6日接近午夜时分，毛泽东才颇为含混地对吴旭君说“邀请美国队访华。”没有人知道，庄则栋与科恩的故事，是否影响了毛泽东的最终决策。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在15000名观众的整齐划一的口号下，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球员也情绪亢奋，科恩依旧穿着那条紫色嗽叭裤，他随着广播里的音乐跳起了迪斯科，当时现场的音乐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前进》。

从历史的眼光看，即使没有科恩搭错车，即使没有“庄爷爷”大胆地迈出第一步，隔太平洋相对的两个大国的交往仍是历史的必然。以乒乓的名义打开那扇门，确实体现了政治家们在特殊时期的政治智慧。中美乒乓交流的参与者徐寅生说：“哪怕没有乒乓球这个媒介，中美迟早也要接触，只不过可能会晚一两年。我们很幸运，恰好被历史选择了。”

在中美两国回顾那段历史的出版物中，对于哪一方最先在名古屋示好，表述上存在出入。

《“乒乓外交”幕后》等来自中方的记录显示，美国乒乓球队的负责人斯廷霍文和哈里森与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多次会面，委婉地表露出想在世乒赛之后到中国访问，学习。

而美国《时代》杂志的描述是——当时中国人突然令人吃惊地问到：“美国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自费进行为期一周的中国之行吗？”美国队的回答是：“非常愿意。”

事实上，究竟由谁最先发出信号显得无关紧要，此前的种种示好信号业已发出，中美交往早就成了双方共同的政治需求。

《“乒乓外交”幕后》的作者钱江评价说，毛泽东在晚年尽管犯下了无数错误，但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他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正确决策。

关于乒乓外交，许多人仅仅知道它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其实它也在更广的范围内被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钥匙使用。

1971、1972、1973年，北京先后举办了亚非乒乓球邀请赛、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其中的亚非拉邀请赛，参赛国家和地区达到86个，其中包括26个未建交国，旅日、旅美台胞也在受邀之列。

在北京举行的锦标赛和邀请赛，也曾让周恩来颇费思量，碰到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球队要弃权，碰到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球队要礼让，全都关乎国际关系。他特意叮嘱组委会的负责人庄则栋，要求每天写报告汇报遇到的问题。

乒乓外交，直接或间接催生了中国外交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其间，中国与许多亚非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

“除了乒乓球，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项运动，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这么巨大的作用。”钱江对乒乓球的传奇颇多感触。

1963年4月，第27届世乒赛在捷克首都举行，中国乒乓人喜欢把那届赛事也称作“布拉格之春”。4月8日的男团决赛，又是中国队与日本队遭遇。赛前练习的时候，日本队的四名主力占用了一张球台。四名穿着红上衣、蓝短裤的中国队员晚来了一会儿，在另一张球台上开始练球。

突然，日本队中的名将三木、木村等人都停止了练习，呆呆地看着中国队的四个人，除了庄则栋和李富荣，另外两个中国人他们完全不熟悉，但是这他们的打球风格怎么会如此熟悉呢？

发球，站位，拉球，从那两个中国人身上，三木和木村分别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能够成为他们的影子，事实上恰恰是那两个中国选手的成功。模仿三木的人叫廖文挺，模仿木村的叫余长春。他们不是来比赛的，他们的角色是：陪练。

半年前，日本队访问中国的时候，余长春还是一位直板快攻球员，如今和木村一样，成了左手弧圈球打法。这些做出自我牺牲的球员，一度被当作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典范来讴歌。

在中国乒乓球队，强大的团队优势被尽可能充分地发挥，而且为了争取胜利，在“业务钻研”上也无所不用其极。比如针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准备，不仅有专人模拟其打法，甚至还有人专门分析其比赛细节，对能找到的全部录象进行剪辑。前些年，瑞典天才球员瓦尔德内尔一直被中国男队视为头号敌人，研究人员苦苦通过其比赛录象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后来发现，每每比赛进行到关键时刻，瓦尔德内尔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提一下袜子——而且每次提完袜子都会有一个战术调整，研究人员硬是从中找出了这种战术变化的规律；再比如近几年的主要对手韩国人柳承敏，中国方面就专门分析他打到9比9这种关键分的时候，发球、接发球有什么变化，有什么规律……

很多时候，为了提高球员关键时刻的心理素质，训练中安排从8比8，9比9开始打；或者制造“不平等”竞争，主力与非主力进行教学比赛，上来先让三五分；大赛前的集训中，教练会播放高分贝的赛场嘈杂的录音，提高队员的抗干扰能力；球队内部还有一个拒绝外传的小传统——某两个球员进行队内对抗的时候，其他队员每人出十块钱，押其中的一位，为的是刺激比赛者的情绪……

以上种种旨在增加难度、锤炼心理的训练手段，或许还是可以被其他球队效仿的，但类似于“直通萨格勒布”这样，把内部选拔赛放到电视上现场直播，恐怕是只有中国的乒乓球队才能有的待遇了。

1961年的第26届世乒赛定于北京举行，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承办世界大赛，此前一年的年底，全国选拔出的108名选手被集中到工人体育馆，号称“一百单八将”，开始了极其艰苦的备战，中国乒乓球男帮女、模拟对手等特殊的陪练形式，也从那时悄然开始。

一个难得的假日，女运动员邱钟惠上街散步，看到一些市民举着带有夹子的长竿，往下夹树叶，她好奇地走过去问：“你们摘树叶干什么？”

“拌在饭里吃。”对方的回答极其平淡。

“树叶还能吃？”

此言一出，对方上下打量着这个女孩子，简直有点不耐烦了：“你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故意装傻？大家在饿肚子，你不知道？”

这件事让邱钟惠羞愧难当，生活在完全封闭的世界里，待遇上享受着比国家领导人还高的政策，她当然无从知晓，那是中国当代史上充满辛酸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当时国家领袖的意识里，越是时世艰难，越是需要乒乓球打出成绩，振奋国民。

在不同的国家，乒乓球被赋予的意义可能完全不同，从事乒乓球的人们肩负的往往是特殊的使命，这使命要求他们过一种远离现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