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从小在农村长大，城里的空气经常会让我觉得很闷。这才四月份，我就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爸爸像你这样大时，都会打草放羊了！可你看看自己……”面对着五岁的儿子，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语重心长些，可儿子那不屑一顾的表情，明显激怒了我。
　　“怎么了，不想听了？爸爸这是在给你讲道理！我像你这么大时，都……”
　　“我也想放羊，你给我买个羊啊！”儿子显然是不耐烦了，冲着我喊了一句，用力地迈着步子，回他房间去了。从他那边传来“啪”的摔门声，虽然力道是小了点。但那示威的意思我还是听得出来。
　　“哈哈哈……”妻子大笑起来。
　　“你还笑！你看看你儿子，学会摔门了！”我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呛得我大声咳嗽起来。
　　“我说呀，你别老拿孩子撒气儿！再说了，你也别老提你赶猪放羊那点破事儿，都啥时候了？我听了都烦，更别说孩子了！”妻子轻轻地给我敲着背。
　　妻子说的没错，我也发现自己现在老爱提过去在农村的事儿，并且时常把父辈经过的难处据为已有，那种夸大了的痛苦好象特别能增强我现在那点可怜的成就感。我也觉得自己变了，变得似乎有了那么一点儿虚伪。可无论如何，我坚信十几年的农村生活给了我不少好的东西，而这，正是儿子缺少的。
　　五年前，母亲来我这儿看护孙子，后来父亲也来了。前年儿子上了幼儿园，我再也留不住他们了。六年了，我的脚没挨着乡土。妻子是善解人意的，她说，今年“五一”学校说了不补课，我们就不出去旅游了，回老家吧。我说太好了，顺便也让孩子感受一下农村那泥土的气息和淳朴的人情，他缺这个！
　　我对儿时打草放羊喂猪骑狗的夸张描述引起了儿子极大的兴趣，尤其关于农村纯朴憨厚的人性美的梦呓般的抽象理论搞得儿子昏头转向，他成天嚷着要回老家。好象怕我改主意，儿子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特别听我话，我骄傲地对妻子说，你看，这还没回，儿子都大变样儿了，让他回去熏陶那么一下子，那还不脱胎换骨呀？我似乎看到了儿子从老家回来后。毕恭毕敬地坐在我面前听我讲道理，然后给我端来了泡脚水，我甚至感到了从脚下传来的缕缕暖意！
　　我们迅速成行，临行时，我特意带上我的那六盒软“中华”，这是一个发了迹的朋友送给我的，我一直不舍得抽。来了贵宾的时候抽几支，出去办事的时候发几支。只剩六盒了，得了，带上吧。和我那帮从小玩大的哥们分享了吧！
　　
　　上火车，倒汽车，坐三轮，又磨了一个钟头的脚板儿，第二天傍晚时分，我终于回到了久别的故乡，爷爷奶奶疼孙子自不必说，和左邻右舍寒暄也是少不了的，可我心里，最惦记的是我那帮哥们！离我家最近的是黑牛，只隔一条巷子，找他去！
　　“黑牛！”还没进他家门儿，我就扯着嗓子喊起来。
　　“谁呀？”黑牛妈从房子跑了出来。
　　“婶，是我。”
　　“钢子？是钢子吧？我娃回来了！”老人把椅子擦了又擦，招呼我坐下。看着我带去的所谓的礼品，老人兴奋地埋怨我说，当了城里人就是不一样了，比原来客套多了。寒暄了几句，我就问黑牛在不。
　　“在，睡觉呢。”
　　“这才几点呀，就睡了，这么早？”
　　“打了几宿的牌，今儿早十点钟才回来，没吃就睡了。”
　　“哦，他会打牌了？”我想不到这家伙居然会赌博了。小时候，我们打草的时候，大家都先割半筐草，然后挖一个小坑，往里面丢瓦块，谁的眼头准，算他赢，赌注就是草。那时我们很热衷于这种类似赌博的游戏，可黑牛是从不参加的，总是在不停地割草，天黑了，输光了草的都不敢回家，怕家里人骂，他便会把自己的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草分给我们，每次都会叮嘱我们别再玩这种赌博了——我们都笑他把这也称为赌博——可第二次他还会分草给我们。
　　“会打牌？打得可好了！黑牛从小身体弱，干不了重活儿，你是知道的。可谁料想人家学会了这手儿，精得很，咱们这片儿的人都叫他啥来着……叫什么‘赌圣’！你也不是外人，不瞒你说，”老人压低了声音说，“咱家这房子就是他赢来的！”
　　像任何一个幸福且疼爱儿子的母亲一样，老人说：“咱知道这赌博也不是啥好事儿，可黑牛也不易啊，你没见，今早回来那眼圈青的呀……你看我，光顾说话了，我叫他去。”我本想说让他睡吧，累了。可我太想见这家伙了，便没有阻挡。
　　“黑牛，快起来，你看谁来了。”老人在房子的声音，我在外边听得很清楚，好象把他叫不清醒。我耐不住，就冲了进去。
　　半晌，黑牛才睁开了眼，睡眼惺忪地看着我。
　　“哦，是你呀。”他打了个呵欠，揉着眼睛，挣扎着坐起身来。可能是还不太清醒吧，他居然没有我想像的那样热情。我原以为他会把我抱起来的！
　　他说他头痛得厉害，让我和先和婶聊着，他洗把脸清醒清醒。
　　这一清醒呀，唉！
　　　　
　　“杨教授！啥时回来的？”他阴阳怪气地问我。
　　杨教授？我啥时候成了杨教授了？唉，这家伙，哪壶不开提哪壶，一提职称我就呕气，中教二级都五年了。到现在连个一级都没评上。
　　“我刚回来。哎，我说你这家伙，学会寒碜人了？我现在才是中教二级！离教授还差得远呢！”
　　“中教二级是啥？你看，咱这没文化，还听不懂。你坐飞机回来的？”
　　“坐啥飞机？咱还玩不起那个阔！我挤火车回来的。三个人省一千多呢。”
　　“你们城里人真是精打细算，这有文化的人就是能算帐！咋没和嫂子孩子都过来？”
　　“儿子和爷爷玩儿呢，你嫂子脚磨起了血泡儿，我来的时候她正收拾呢。”
　　“我说嘛，这城里人走不了农村的道儿！来，抽烟！”
　　“来，抽我的！把你这家伙的臭嘴给堵上！”我连忙把自己舍不得抽的软“中华”拿了出来，“半年都舍不得抽，就给咱哥儿几个留的。”
　　“呵！都抽‘中华’了，估计中南海的领导也就是这个水平吧！杨教授这几年发了吧？”
　　“发什么发，一个穷教书的。”
　　“没发能抽这个？这一盒烟顶得上两分地啊！”
　　“我哪有钱买这烟？别人送的，都老半年了，我舍不得抽。”
　　“不错呀，都有人送烟了，呵呵，你现在也算贪官污吏啊，呵呵……”
　　“啥呀，一个朋友送的。”
　　“朋友？朋友送这个？哎，你和我也是老伙计，你咋不给我也送送？”
　　“当然要送，这不，我给你拿着嘛！”我从包里拿出了准备好的两包烟，递给了他。
　　“还真送？不要不要，你留着，送完了，你想抽咱们这儿还没地儿买去。”
　　我把两包烟塞到他手里，我明显感到了我们的谈话进行得非常艰难，接下来，扯了一些不咸不淡不荤不素的闲淡，我就回家了。
　　颠簸了一天，我确实累了，和父母说了一会儿话，我就准备睡了，妻子和我开玩笑，说，你对儿子体会感受农村的纯美人性这项工作是怎样安排的，我没吭声。
　　
　　
　　第二天醒来得早，父亲把我和妻子叫过去，说，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有个事情要商量一下。我问啥事。父亲说，咱们一块先去村南头转一转吧，我又问，父亲说，你先别问，你去了就知道了，咱们回来再说。临出门的时候，母亲说，钢子，把烟带上，见了伯叔兄弟的也好搭个话儿，读了十几年书，完了又教书，不敢让书弄傻了，我说，没傻没傻，灵活着呢。说真的，我精着呢，昨天抽软“中华”，让黑牛那家伙把我好好寒碜了一回。我今天就带了一包我平时抽的烟，就五元一盒。
　　我们一块往村南边去，呵，变化可大了。我最后一次回来时，这里还是庄稼地，我走时带的江豆啥的就是这片儿地上打的。现在全盖了房子！
　　“爸，咱村这几年不错呀，你看这房子盖的。”想着自己那累得吐血才弄来的七十平米的房子，我都有点后悔自己那时考大学了，还不如在家买个四轮车喂几头猪呢。
“哪用得着几年呀，就这一个月！”
　　“一个月？”我疑惑了。
　　“唉，我要和你商量的就是这事儿。”父亲点了一支烟，给我说了起来。原来，国家要建一条高速铁路，就从我们村边过，父亲说，都测量过了，没问题的。在线上有地的人都疯狂地盖房子。没地的或买或倒弄到地也盖，我说这可是违法的呀，地是国家的，谁也没权利买卖的。父亲说，话虽这么说，可法不治众，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有消息灵通的精明人士算过了，就按最低的赔付标准，盖三间也能赚一万元。何况哪家不是盖个十间八间的。末了父亲还说，很多在外边工作的人都被家里叫回来了，你现在刚好回来，也考虑考虑吧。正说着，族中的一个老伯过来了，我赶紧迎上了上去。
　　“伯，身体还硬朗！这大清早的干啥去呀？”
　　“唔，唔，噢，是钢子啊，你看我这老眼，不行了！你哥盖房子，我过去照看。你啥时候回来的？”
　　“我昨天傍晚到家的。”我递上了一支烟，然后点上。
　　“也回来盖房子？啥时动工？得快点，我听你哥说，上面马上就来丈量房子面积了。”
　　“伯，我不盖。”
　　“不盖？不盖你跑回来干啥？哎，是不是看你伯老了，逗你伯玩呢？这孩子！”
　　“伯，我不盖，真不盖！我哪敢逗您玩？”我陪着笑脸。
　　“不盖？你嫌钱扎手？”
　　“不不不，谁还嫌钱扎手？你看我伯说的！”
　　“那是挣大钱了，看不上这点儿毛票票了？”
　　“哪儿呀？我那点工资你还不知道？伯，这样干是违法的！到时候，国家强行拆除，咱什么也落不上，再说——”
　　“钢子，你也别再说了，你伯这么大年纪了，不用你上课！你们在外边不容易，讲讲道理唬唬人，也是混口饭吃，伯明白！可这回咱家了，你来这一套干嘛？过去多实在的娃，现在——唉！你和你爸说话，我还有活，噢，我还得违法去！”他把铁锹一扛，头也不回的走了。
　　虽然我一直在陪着笑脸，但还是激怒了老伯。父亲给我呶了呶嘴，我知道他的意思，学学廉颇，追上去负个荆吧。
　　　　
　　打小老伯就疼我，童年有一半的时光，我是在老伯的肩膀上渡过的。不管怎样，刚回来就让老人生气，我很自责。我过去的时候，他正收拾地上的那些碎砖块儿。我拿上筐，和他一块儿干了起来。我知道，在他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他不会和我真生气的。
　　“伯，你收拾这些干什么？都是些破砖头，上不了墙的。还不如一块垫到到土里，也瓷实。”
　　“人老了，闲着呀，倒慌得难受。这会儿那些做工的还没来，借这个空，我弄点砖头回去把猪圈补一补。不给这儿垫，垫这儿是白垫，这回盖房子为的是测量，赔钱，又不住，要那么瓷实干啥？”他看着我，表情很复杂，继续说道，“娃呀，你刚说这是犯法的事儿，伯也知道。可法是个啥？国梁是村主任，人家不懂法？不照样盖吗？也不比谁面积小！这次盖房子的都没批复，可都不发愁，为啥？镇里边传出来话儿了，交点钱，人家给办！”
　　“我好象记着现在宅基地得县上批才行，乡上没这个权力呀！”我说。
　　“你说这我也不懂，可把话说到底，老百姓吃不了亏。花了钱盖房子，说拆就能拆？再说，这次都是拼了老本儿着盖。几乎家家借钱，户户贷款，强制执行？拆？看谁有这个胆儿！”老伯理直气壮地说道。
　　“大家都这样盖，县上也没下来人看看？这房子一盖呀，总有吃亏的，赔了国家损失，不赔大伙遭罪。”
　　“你放心，大伙遭不了罪，”老伯看了我一眼，笑了，“国家嘛，能吃个啥亏？听说这条线国家准备投资六百个亿，六百个亿啊！这房子能赔多少钱？你都算外边的人了，说话比我老头子还小气！你呀，读了点书，把胆儿都读没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也别犹豫了，忙几天，顶你两年的工资！这房子好弄，不费事儿的，我领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印象中，家乡人盖房子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居住的范畴，而具有了和腰杆子联系在一起的更多的象征意义。可这样的印象在一瞬间被击得粉碎，这算是怎样的房子啊——
　　　　
　　所有的房子顺着铁路的走向从东北到西南一字排开，这种走向，狠狠地抽了家乡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座南朝北这个最基本的建筑理论一记响亮的耳光！
　　每家的房子都是两层以上，更多的是三层，甚至四层！可笑的是，每层的高度只有两米多点儿，最上面的一层，还不如我家的鸡窝——国家如果测体积的话，房子肯定会很高，我想。
　　没有一户的房子有楼梯。想着国家有关部门的人员在测面积时或矫捷或蠢笨向三楼四楼攀爬的姿态，我苦笑。
　　房子的纵深一般在十五米以上，很容易让人想起隧道。窗子是不用铝合金或木材之类的，墙上一个洞而已——因为它无关面积。
　　从一些未完工的墙上可以看出，砖块是用沙子黄泥砌起来的，在外边抹上薄薄的一层水泥沙浆，看起来好像很坚固了——一头受惊的驴子，很容易会把它弄一个大窟窿！
　　五寸长的钢筋，露两寸在外边，就成混凝土结构了——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文学象征的时候，断然想不到世上还有这种象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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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有的墙竟然从地面直接砌，我说，老伯，这怕不行吧，墙砌不上去可能就倒了。老伯说，不妨事儿，还是公社的时候呀，这片地就是打麦场，瓷实得很，不妨事，不妨事。
　　我无语了。
　　
　　
　　做工的人来了，不少都认识，还有我小学时的同学。我赶紧掏出烟来。
　　“咦，咋成这烟了，我听黑牛说，你回来拿的是‘中华’，是中央领导抽的。”
　　“噢，没，噢，是的，是的。”我惊出了一身冷汗，连忙陪着笑答道。
　　“那是咋了？发支烟，还给人分三六九等？”
　　“没，没有，没有。”我结巴得几乎咬了自己的舌头。
　　“刚从你家门口儿过，还想找你要根好烟抽呢，谁料想，哼哼，呵呵……人家黑牛打打牌，好歹算个脑力劳动者，咱是个搬砖的，不如人啊！”
　　“瞧我哥们说的，还让人活不？早上出来瞎转，忘带了。说好了，上午干完活儿到我家来，一定啊！”我尽量让自己的表情语气显得实在亲切一点，然后不等他们答话，我转身就走，不，落荒而逃。
　　　
　　我觉得自己这次回来表现得太差了，我决定利用他们到我家来的机会，挽回颓势。所以我一回到家，就和母亲、妻子一块，张罗饭菜，煎炸烹炒，烟酒水果，一切就绪，我长舒了一口气。掇了条凳子，坐在门口等他们。
　　约摸个把钟头，他们过来了，我连忙迎上去。我说都准备好了，上我家吧。他们说不了不了，家里做着饭呢。我说不行不行，非去不可，就这样，推着让着拉着拽着，大伙都进了我家。妻子预备好了热水，大伙洗了，围着圆桌坐了下来。
　　“来，抽烟！”这次我又拿出了“中华”。
　　“唉呀，这钢子还真受不了话儿，一个激将计就把好烟拿出来了。”大伙看着我哈哈大笑。
　　“这哪儿用得着激呀，本来就是给大伙准备的。”
　　“先给我们头儿吧！”大伙笑着说。
　　“你们头儿？”我不解地问。
　　“说我哩，这帮家伙！”强子的不满丝毫遮不住骄傲，“我原来也是跟人干，当小工，一天也就是挣个一二十块。现在这不是修铁路嘛，都盖房子，我也就顺势带着他们承包一点活儿干。你没听他们喊我头儿吗？呵呵……拿你们文明话儿说，就是时势造英雄！呵呵，呵呵……”
　　啊？这家伙！小时候我们玩黄泥沙子筑城堡，数他笨，经常哭着喊着求人教他，现在也搞建筑了？还时势造啥来着？唉。
　　酒菜端上来了，我敬这个劝那个，看着大家喝得欢畅，我特高兴，什么“中华”什么盖房子的阴影，也一扫而光。
　　酒足饭饱，个个红光满面，他们下午还要干活儿，我想，该煞尾了，晚上再好好聊。我又拿出烟来，招呼着：“来，抽烟，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接着！”
我一个一个地把烟给点上，到成娃时他用手挡住了。
　　我知道开一些粗口玩笑对于增进感情的妙处，尤其是这种场合，我说道：“猴精，想啥呢？是没回家吃饭怕老婆收拾，还是抽烟到老婆给你限的那个量了？没事儿，抽吧，最多再挨一顿，豁出去了，来，点上！”小时候，我们都叫他猴精。
　　“这个烟，唉，这个烟……有一句话也不知当说不当说。”他欲言又止的样子让一股凉气从我脊梁骨后边直窜上来。
　　“咋了？”大伙问道。
　　“这个烟……我这几年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倒也长了点见识。”
　　“有啥话你就说吧，你看你，呵呵……”我努力地笑着。
　　“好吧，也没外人，我直说了吧，”他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假烟！”
　　“假烟？”大家面面相觑，最后都看着我。
　　“咋能是假烟？你说说看！”我急了。
　　“这，这有啥说的，假烟一抽就能抽出来，没问题。”
　　“怎么一抽就抽出来了？我这是一个好朋友送的，我半年都没舍得抽！”天地良心啊，我感到自己快吐血了！
　　“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是真烟人家未必会送给你！再说了，或许是别人骗了他，对不？这包装，你看看！再抽一口，舌头上那味儿，你感觉一下，觉出来了吧？假烟，百分之二百！”　　　　　　　　　　　　
　　他胡乱给我指点着香烟，搞得和真的一样。他的神态，让我突然想起了读中学时的一位老师，他带我们做题的时候，总是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第一题先“Ｄ”，第二题选……同学们就问，为什么选“Ｄ”呀？老师便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们，说，你是问为什么吗，很简单的，大家一起看——“Ａ”明显错误，“Ｂ”不符题意，“Ｃ”呀，瞎子都不会选，故答案为“Ｄ”！后来，一些极端的同学连同家长，把我们这位自信有余的老师轰下了讲台。
　　唉，说实话，我抽的“中华”烟加起来也不过五盒。或许，像他说的那样，我的朋友骗了我，或许，是有人骗了我的朋友。只是，我拿着假烟——假如真是假烟的话——回来唬人，我，我，唉，我真想大哭一场。
　　有骂他充大的，也有骂他多事的。干活儿的时间也到了，大伙腆着肚子走了。我送他们回来后，一个人坐在桌边，一句话也不想说。想着不到一天来发生的几件事，我难受得想哭。妻子走过来说，你也别多想，现在毕竟不是你们小时候了，大家变一点很正常的。她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也一样啊，在咱们家做饭做得多好，可回老家愣是不让说做饭的事儿。这次妻子没再提让儿子接受熏陶教育的事情。父亲也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坐在我旁边。看着烟盒里还有几支烟，我拿出了两支，说，爸，这是好烟，咱爷俩抽，谁也不给了。父亲说，好。我和父亲面对面，就那样坐着，抽着烟，谁也不说一句话。
　　晚上母亲跟我说，你不愿盖房子就不盖了，我和你爸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个事儿，也免得呀，以后落你埋怨，不盖也好，省了那份心。
　　　
　　接下来的一天里，好些亲戚乡邻都来给我做工作，让我盖房子。还有两个村上的来说，听说你带的啥烟，不管真的假的，发一支抽抽，不图那味，就图“中华”那两个字。
　　晚上下起了小雨，我给二老说，我想走了。母亲说，你看，也下雨了，道儿不好走，不如再待两天，好些朋友家还没去呢。我说不去了。父亲说，走吧，平时也忙，这放个假，也该出去好好玩玩儿。又反复叮咛我，把娃管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妻子儿子，在茫茫雨幕中，告别父母，逃离了故乡。

很有感触的一篇文章啊

喝彩，真是一篇好文章

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