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乒乓（转贴3）

simonheate · 2007-6-27 13:15:00

2006年5月11日，河北正定县蟠桃村村民张春美发现，自家的瓜田里来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看架势怎么都不像一个庄稼人。

“你是来干啥的？” 张春美问道。

“我家有一亩地，所以到这儿学习来了。”对方显然在扯谎，因为他身边还跟着一个扛摄象机的人。

劳动中，这个年轻人突然拾起一穗麦子问旁边的人：“这里边是会生出米饭来吧？”周围人哭笑不得。

这个五谷不分的大男孩，是被中国乒乓球队下放农村改造的陈玘。

2006年3月5日，亚洲杯男子乒乓球单打决赛在日本举行，22岁的陈玘输给了队友王皓，于是连续第四次在国内外单打比赛中获得亚军。比赛结束，一向性格外露的陈玘难以遏制对自己的懊恼，摔了拍子，踢了档板。在职业网球赛场上，人们见惯了麦肯罗、萨芬们一次次地摔球拍，骂粗口，甚至有不少球迷偏爱这样的坏脾气，即使不予欣赏，也仅仅会认为这些举动体现了球员个人的修养与秉性。但是在中国，在乒乓球队，陈玘的举止被很快定性为“严重的赛场作风问题”。主教练刘国梁的结论是：“你这件事造成了很恶劣的国际影响，给中国乒乓球队多年来的光辉形象抹了黑。”

在厦门，中央电视台记者周到见证了处罚陈玘的会议。年轻的陈玘被认为是典型的“80后”性格，有个性、有激情，也很容易“情绪失控”。那天他眼睛有些红肿，头发也有些蓬乱，与平时顽皮、张扬的性情反差巨大。会上，每个队员都要站出来发言，对陈玘进行批评教育。那个下午，会场上被反复提及的字眼是“浮躁”和“失控”。在熟悉陈玘的周到看来，对这个年轻人最大的煎熬不是这些，而是当着摄象机镜头念致歉信，还念了两遍。周到那个下午心情也很压抑，她认为每个年轻人犯下类似的错误都很正常，“只不过因为陈玘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员，他的错误就放大了十倍，二十倍，甚至无数倍。”

九运会上，张怡宁因为比赛中踢桌子、摔球拍发泄不满，被中国乒乓球队课以禁赛三个月的处罚，这其实是与“恋爱风波”相反的另一种“特殊待遇”——九运会上，类似情况不止出现在张怡宁一人身上，为何只处罚她？当时的中国女队主教练陆元盛认为，作为年轻选手，如果平时不注意，就很难在大赛取得优异成绩。“输球不能输人，这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光荣传统”。

前《中国体育报》记者郝清亮采访过多个项目的国家队，他的感慨是，乒乓球队不仅管理规章细致苛刻，更重要的是执行起来非常严格，甚少像其他运动队那样“难免打一些折扣”。“比如大赛前夕，手机一律要上交，没有什么条件好讲；在队员房间里，哪怕发现了一个烟头，全队都要进行检查。”

2004年新年的第二天，时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的蔡振华宣布，白杨、侯英超、李楠、范瑛因为谈恋爱影响训练，国家队将4人退回各省队，勒令其进行深刻反省。

这一年，白杨年满20岁，她的男友马琳则是24岁。限制年轻人恋爱本来就遭致非议，另一个引发不满的是，男队主力马琳、王皓作为恋爱中的两位男主角，因为“没有影响成绩”，并未受到任何处罚。

1月5日，中国乒乓球女队首次与男队分开封闭集训，男队前往福建厦门，女队开赴河北正定。对于这场引人关注的“恋爱风波”，偏重时政类内容的《南方周末》竟也进行了报道，文章标题耐人寻味——爱上乒乓，但禁止爱上队友。

仅仅四个月以后，四个人“认识到错误”，得以先后重返国家队，但曾经的爱情，却只能无奈地放弃。

第49届世乒赛期间，留守国内的白杨接受了《体育画报》的采访，但她拒绝谈论那场“恋爱风波”，称自己现在只想打好乒超联赛，并为中国乒乓球队做一点贡献。

如果说，在这样的团队里，训练上的严苛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很多日常管理的要求，则是在挑战人性了。

2007年5月24日下午，天坛公寓中国乒乓球队驻地，几位留守的管理人员、教练正在收看世乒赛的混双第四轮直播。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走进来，说看到男队几个小队员下楼了。须发皆白的李宗汉立刻站起来，神色严峻：“他们没收看直播么？快去查一下，他们干什么去了？”

后来得到的反馈是，几个小队员看球中途去食堂吃饭，并无其他违规行为。几位管理者的神经这才松弛下来，李宗汉也安心地吃起盒饭。

2002年，年满60岁的李宗汉从江苏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副院长的位置退休后，接受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受蔡振华之邀，担任中国乒乓球队的专职政治思想辅导员。这在各国家级运动队中又是一个创举。

在崇尚半军事化管理的乒乓球队内部，李宗汉的正式称谓是“政委”。

2006年，“政委”李宗汉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上半年，男队的邱贻可、陈玘违反队规，受到了颇为严厉的处罚，到了下半年，希望之星郭跃比赛中流露消极情绪（按主教练施之皓的说法是“思想出了问题”，险些被退回省队）。再加之孔令辉酒后驾车造成车祸等负面新闻，中国乒乓球队的管理困局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恰恰在此前一年，李宗汉编了一本很有思想工作特色的内部读物，叫《当代人生启示录》，厚厚的350多页，全是各种人生箴言警语。“书发到他们手里，至于看不看，怎么领会，确实很难考核。”

运动员文化素质的制约，也确实增加了球队思想工作的难度。为了与时俱进，乒乓球队的思想教育也花样翻新，比如前一段请来“学术明星”于丹来讲《论语》，从个别明星球员的学习心得不难看出，他们对这种讲座想努力接受，但实际领会能力确实难以恭维。

第一代登顶世界的中国乒乓国手，除了球技高超，也都不乏其他方面的才情。徐寅生、庄则栋写起回忆录都颇为生动流畅，而庄则栋、容国团都写得一手好书法。而谈起球员的素质，无论名宿张燮林，现役管理者李宗汉还是资深记者夏娃，都不无忧虑地表示，运动员的文化水平、综合素质有不断滑坡的趋势。为了出成绩，运动员从事专业训练的年龄越来越小，以前还能读完初中，现在连小学都要半途而废。“到了国家队，每天训练那么累，而且队员的年龄、文化基础差异很大，文化课很难进行。”李宗汉对此表示无奈。

让60多岁的老者，去做那些“80后”甚至“90后”的思想工作，本身已非易事，而且，现在的世界冠军们都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如何让他们看淡物质生活？

如今，李宗汉离开南京老家已有五年，他说自己做出了许多牺牲，而平日里，他向队员们灌输最多的也是这个——要勇于为国家利益、团队利益做出牺牲。

某些时候，李宗汉也感叹，那些所谓的错误都是这个年龄的人常见的，不那么严重，但谁让这是一个特殊的集体呢。“社会上对他们要求太高了。”他如此解释球队严苛管理的原因。

生活在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集体里或许是幸福的，除了训练、比赛，几乎什么都不需要操心；生活在这样的集体或许也是不幸的，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严格规定着，你必须做出牺牲和妥协。曾在汉城为中国获得第一枚女子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陈静，是一个个性比较鲜明的球员，因为这种个性，也曾有过一些她与球队管理层产生分歧的传闻。如今的陈静，在广州经营着自己的乒乓球俱乐部，享受着生活，她也可以更理性地审视那段人生：“（中国乒乓球队）这种环境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法比，我承认我是获利者，也很感谢这个体制。但当可以选择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性格还是不适应这种生活。”

2006年3月2日上午，中国乒乓球界在北京大宝饭店放了一颗卫星。在乒超联赛的“摘牌会”上，6名国家男队主力作为“自由人”可以由各俱乐部竞价租借。真正引起舆论哗然的是成交的“天价”：总成交价1538万，更惊人的是“标王”马琳的租借费——陕西银河国梁俱乐部拍出了501万，而山东鲁能俱乐部也不示弱，以410万摘下了王皓。

按市场规律估算，即使是买断6大国手，这也绝对是不低的价格了——尽管他们贵为世界冠军。但现在让人错愕的是，如此高昂投入，获得的只是球员一个赛季的联赛使用权，由于中国乒超联赛被压缩到三个月，对银河队来说，501万仅仅是对马琳三个月的“使用费”。

马琳在《乒乓世界》杂志他的专栏里表达了自己的受宠若惊，标题就是“我如何才能值501万”。

更为有违常理的规定是，每笔租借费如果超过125万，其中100万归球员，余下金额一半归球员所属单位，另一半由其余俱乐部均摊。

陕西银河与山东鲁能被公认为相对规范的俱乐部，这种相对规范，其实仅仅是硬件和表面组织架构上的。它们的背后，都是资本雄厚的国有电力企业，出手之阔绰令人震惊，而且他们在摘牌当天都表示对结果非常满意。

6天之后，突生变故，陕西银河与山东鲁能双双反悔，甚至银河方面威胁退出，“退婚事件”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两家俱乐部的反常之举，深层原因是其高层意识到高价摘牌可能涉嫌国有资产流失，不过仅就闹剧本身而言，也凸显了所谓乒超市场化的虚幻和荒诞。

2005年，蔡振华满怀豪情地提出要把乒超打造成NBA那样的职业联赛，此一设想当时就未被看好，官方的新华社也撰文提醒：“口号易提，品牌难塑”。事实上，我们甚至连一个专门负责乒超市场开发和运营的机构都没有，目前只是乒羽中心的乒乓球二部在赛季阶段临时管理。在地方俱乐部也是一样，很多俱乐部的副总经理居然只是由球队的教练或领队兼任。

乒超联赛被媒体讥讽为“穷联赛富球员，高标价低市场”，有的俱乐部甚至一个赛季没卖出过一张球票，即使免费，为了提高上座率，也要选择中小城镇作为主场。看一下看台上整齐的学校校服或企业制服，你如何把它定义为职业联赛？

目前看来，乒乓球的市场化困局，相关人员有没有开发能力倒在其次，管理层有没有这个诚意，首先就大大值得怀疑。由于要为大大小小的锦标赛、公开赛让路，要为国家队长期集训让路，乒超联赛或被搞得支离破碎，或者被搞成压缩饼干，难免食之无味。

不要以为中国乒乓球队是不讲物质只讲精神的，乒超联赛的很多政策，就被认为目的在于大幅增加国家队主力球员的收入，稳定队伍。“你看乒超开展以后，就没有国家队主力提前退役或者去海外发展了。”徐寅生从这方面肯定了乒超的作用，但他也同时承认现在基本还是企业赞助模式，要真正做到职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燮林也认为，不充分考虑赞助企业的利益，联赛就难以长久。

增加球员收入不是坏事，现在的问题是，羊毛出在了牛身上——企业掏了钱，为国手们埋了单，却难以获得相应的回报。以拥有名将王楠、郭跃的辽宁鞍钢女乒为例，其去年负担的球员工资成本占去了俱乐部总支出的2/3，而广告和门票等项收入却不足支出的1/3。

对刚刚结束的世乒赛，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负责人江和平公布了一个统计数字：男单决赛的城市收视率高达2.88%，甚至超过了德国世界杯决赛。毫无疑问，在中国，在电视机前，世界乒乓球大赛依旧具有极高的吸引力。但是，为什么水平甚至比世乒赛更高的乒超却如此惨淡呢？

除了市场开发方面的问题，辽宁女队主教练谷振江从观赏性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乒乓球比赛毕竟与足球、篮球不同，并不适合在大型体育场馆里观赏，而且，“它是一项过于技巧性的运动，高水平球员比赛，发球怎么旋转，相互怎么抑制，观众有可能真正欣赏么？”

一份来自体育系统科研人员的报告这样总结乒乓球面临的挑战——随着中国体育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世界冠军遍地开花，乒乓球获得的荣誉不再显得至关重要；而人们体育欣赏、健身方式的日益多样性，也分流了乒乓人口；基层乒乓球训练的质量以及青少年球员的整体素质，似有滑坡的趋势。

当然，在中国乒乓球队所向披靡的眩目光环下，这样的“盛世危言”很难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萨格泐布，一些外国乒乓球人士、“海外兵团”成员与中国队相关人员在一起闲聊，不免开起这样的玩笑：以后世界大赛，中国队开始就不要参与了，我们先打，决出一个冠军，再和中国队争夺总冠军。

轻松的玩笑背后，一个苦闷的老话题依旧存在：如何遏制中国，如何打败中国？

中国乒乓，成了“世界之敌”。

第49届世乒赛，中国队再次大包大揽，囊括了全部五个单项的冠亚军。蔡振华在赛后的发布会上显然是在回应某种质疑。他奉劝对手们要像中国队选手那样努力钻研，刻苦训练，不要把希望总寄托在规则、器材的修改上。

陈静曾先后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成员和抗衡者，关于中国队体制上的巨大优势，她说对对手而言无所谓公平不公平，“体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她还提醒人们，别看中国最顶尖的几个选手风光无限，但他们也确实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而且在庞大的塔基上，还有无数的人被无情地淘汰掉。

中国选手的丰盈收获当然对应着汗水甚至泪水，但蔡振华显然忽略了另一些事实：你如何要求那些并非职业乒乓球员的对手把苦练作为生活的全部？你又如何让他们奢望去拥有高水平的陪练团队、科研团队、大批的所谓“无名英雄”？

作为举国体育体制中被举得最高的一个项目，相对于我们的对手，我们的投入几乎可以用“不惜血本”来形容。只是有一点，蔡振华说的确实没错——中国队的垄断地位不是动一动规则、器材就可以被颠覆的。

乒乓球的世界，正成为一个倾斜的世界，一边，是举国体制下的中国极端的重视；另一边，是其他国家渐渐萎缩的热情。

比利时乒乓球队的中国籍教练王大勇说，在乒乓球完全市场化的欧洲，人们对这项运动的热情正遭受打击。1995至1997年，法国连续3年承办男子世界杯，那时他们有盖亭、希拉等一批好手，政府、公众、赞助商都很积极；现在，欧洲选手成绩凋敝，连有着50年历史的法国公开赛都已取消。

2004年奥运会结束后的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包括国际乒联职业巡回总决赛在内的五项世界级大赛先后在中国举办，不是中国的市场有多好（国际乒联官员姚振绪说，之所以把世界杯这样的大赛都放到远郊，是因为大城市根本没兴趣），而是其他国家无人接手。

2005年4月28日，来自加纳的18岁男孩那纳·扬·波滕花了20个小时，从他的家乡飞到了上海。如此辛苦的旅程之后，只花了10分钟时间，仅仅得了10分，他就脆败于世界排名第89位的新加坡选手蔡晓林。上海第48届世乒赛组委会为许多波滕这样的业余选手承担了全部费用，这也是无奈之举——他们需要证明这次盛会的广泛参与性。

加拿大人沙拉拉是国际乒联的第六任主席，他或许也是使命最艰巨的一任，如何能增强这项运动的竞争力和观赏价值，如何让那些中国之外的选手看到投身乒乓球的希望，上任八年里他还没有找到可能的道路。为了避免中国人包揽冠亚军的场景出现在奥运会上（那将有可能导致国际奥委会考虑取消乒乓球设项），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两个双打项目改为团体赛——可以肯定，不会有两支中国队同时出现。

第五任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曾经面对更微妙的局面：一方面，作为中国乒乓球的元老，他希望这项运动长盛不衰；另一方面，他又肩负着推动这项运动在世界上普及和发展的使命。许多时候，你得承认，这是一对不无矛盾的愿望。

徐寅生在任的时候，为了增多回合球，增加观赏性，积极倡导把直径38毫米的乒乓球改为直径40毫米，并亲自与上海红双喜球厂研究大球的制作工艺。“肯定是顶着很大的压力了，连国际上都很多，国内的就不必说了。”

终于，大球改革在沙拉拉上任后得以推行，其效果是，乒乓球比赛的观赏性略有增加，而中国乒乓球的垄断地位也更加牢不可破。或许，这是一个让徐寅生感到欣慰的结局吧。

应该承认，来自领袖或国人的巨大压力，也确实激发了中国乒乓球界了不起的创新精神，有人做过统计，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历程中，58%的技术创新来自中国。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兵团”，也在提升着乒乓球在当地的影响力。这实在让人烦恼呵——对于这项运动，我们既做着特殊重要的贡献，也担负着客观上阻碍其发展的嫌疑。

中国队在萨格勒布囊括五个项目全部冠亚军的时候，党的总书记正思量G8峰会的温室气体减排的课题，国务院总理在考虑稳定猪肉价格的政策，沪深股市没有被大捷振奋从而强劲反弹，讨薪路上的农民工也没有暂时忘却民生之多艰。如今，乒乓球终于不再是政治——当然，在体育系统这个局部，它依然是“小政治”，自庄则栋1974年成为国家体委主任以来，几乎历届体育领导班子都有一位副部级以上的高官出身于乒乓球运动员。虽然不再是政治，不再“推动大球”，但称霸世界乒坛的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耀、升迁，还是成为一种惯性，激荡着一代一代从事乒乓球的人们。还有相当多的人依旧需要乒乓球成为标杆，成为长盛传奇，乒乓球某些时候仍活在它的过去，或者说是为它的过去活着。

即使2000年10月，国际乒联推行“大球”之后，乒乓球的重量也仅有2.7克，我们或许可以断定，它是所有球类项目中最轻的一种。但在过去的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它又恰恰是中国最重的一只球，甚至曾经重到超乎想象。正因其身世传奇身份特殊，小小银球在中国制造的多为极端的故事，极端的推崇，极端的压抑，极端的臧否，极端的悲壮……

即使现在，还有那么多中国人的人生，因乒乓而显得太过沉重。

历尽风雨的庄则栋说，他只想过普通人的平静的生活。

现在，我们想说，再见，那些太不平静的生活。再见乒乓。再见并非告别，而是重新结识。中国人对乒乓球的民族情感值得珍重，但也必须审视。当乒乓球回归到一个普通的运动项目，当乒乓球选手重拾普通人的朴素情怀，当乒乓冠军或大满贯不再具有任何象征意味，我们也就回到了中国人本应拥有的雍容气度。那时的国球，或许更像国球。